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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人之以咏张居正者，亦可以此诗来论定曾国藩。
当时他的朋僚歌功颂德的话，我们不需逐一征引，只看左宗棠对他如何论定的吧！
曾国藩死后，左宗棠寄其子孝威书云：“念曾侯之丧，吾甚悲之，不但时局可虑，且交游情谊，亦难恝然也。
挽联云：‘知人之明，谋国之忠，自愧不如元辅；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无负平生！
’盖亦道实语。
君臣友朋之间，居心宜直，用情宜厚，后前彼此争论，每拜疏后，即录稿咨送，可谓往去陵谷，绝无城府。
至兹感伤不暇之时，乃复负气耶。
‘知人之明，谋国之忠’两语亦久见章奏，非始毁今誉。
儿当知吾心也。
吾与侯有争者国事兵略，非争权竞势也。”
曾国藩对左宗棠始终有赞扬，无贬词，甚至说：“横览七十二州，更无才出其右者。”
左宗棠之进用，亦由曾国藩所荐，但二人性情不同，“有争者国事兵略”
，不是私人的权力之争，故皆能持大体。
孔子说：“切切，恰恰如也，可谓士矣。”
朋友之间相互批评，和睦共处，就可以叫作士了。
2.诤友和挚友缺一不可
在曾国藩的师友中，李鸿章也可以算是他的一个诤友。
这在曾国藩弹劾李元度事件中就可看出：
咸丰十年（1860年），曾国藩为杜绝王有龄分裂湘系的企图，在进至祁门以后，遂奏请咸丰皇帝将李元度调往皖南道，并派他率军三千，进驻兵家必争之徽州。
至徽州不满十日，李世贤即攻克徽州，李元度不逃往祁门大营，却败退至浙江开化，这是李元度明显倾向王有龄的迹象。
及至回到祁门大营，丝毫没有闭门思过的迹象，竟然擅自向粮台索饷，并擅自回到了湖南。
这使得曾国藩悔恨交加，决心参劾其失徽州之罪，以申军纪。
曾国藩此举，本无可厚非，但文武参佐却群起反对，指责曾国藩忘恩负义。
李鸿章“乃率一幕人往争”
，声称“果必奏劾，门生不敢拟稿”
。
曾国藩说：“我自属稿。”
李鸿章表示：“若此则门生亦将告辞，不能留侍矣。”
曾国藩气愤地说：“听君之便。”
后来，李鸿章负气离开祁门，辗转波折，欲复归至曾的门下，曾国藩则大度相容，并写信恳请李鸿章回营相助。
一次，李鸿章在与曾国藩畅谈时，直率地指出他的弱点是懦缓，即胆子小与效率差，这两个字人木三分地刻画出曾国藩的致命缺点。
曾国藩既有李鸿章这样的诤友，也有吴竹如那样的挚友，这也是曾国藩德业能够不断长进的一个重要原因。
那是道光23年（1843年2月）的一天，吴竹如与曾国藩交膝谈心，谈到他平生的交道，把曾国藩以知己相许，他说：“凡是阁下您所有的以期望许诺下的古语，信了它就足以滋长您自以为是的私念，不信它又恐怕辜负了您相知相许的真情，我只好自始至终怀着恐惧的心理。”
几句话，不愠不火，不恼不怒，字字力若千斤。
曾国藩当即记下了自己的感受：“听了吴竹如的几句话，我悚然汗下，竹如对我的敬重，简直是将神明收敛在内心。
我有什么道德能担当得起呢？连日来安逸放肆，怎么能成为竹如的知己？实在是玷污竹如啊！”
因为曾国藩处世交友贵雅量，所以，他从不苛求于人，而是待人以宽。
让他三尺又何妨
咸丰初年，曾国藩父与几个兄弟还未分居的时候，家中为建新宅黄金堂，与邻居为一墙之隔的地界发生争执，几至要打官司到湘乡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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