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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曾国藩在自身利益受损的时候能保持清醒的头脑，分析利弊得失，以忍而保大局。
其实这也是曾国藩一贯所奉行的息事宁人、委曲求全的处世之道的体现。
由此不难看出，摆在曾国藩面前的最大困难不是外患，而是清政府本身在政治、军事与财政各方面，存在着太多的矛盾和弱点，不能形成强大的力量，与太平军作战。
其次就是湘军本身缺少战斗经验，难当大敌。
在以后的六七年中，曾国藩虽然为自己建立了一点声望，而来自各方面的挫辱和打击，也不是常人所能忍受的。
正所谓：“忍字头上一把刀”
，真正做到这一点，就要奉行“息事宁人，以大局为重”
的处世哲学。
2.对待地方乡团，委曲求全
1858年6月，曾国藩被命于江西领导湘军作战。
但是湘军与地方乡团不和睦，常被伏击。
安徽六千精锐惨遭败绩，将领也阵亡，景德镇一带的湘军也接连失利。
曾国藩为此很是头疼，军队的士气，士兵的体质也大不如前。
正不知所措之际，又接到了增援浙江和安徽的命令，不久又被要求协防湖南。
朝令夕改，杂乱无章，使曾国藩无所适从。
他自知因无固定地盘，只好由人摆布，委曲求全，精神极感苦恼。
可见息事宁人的处世哲学也要付出精神痛苦的代价。
历经坎坷，1861年8月，曾国荃终于攻下安庆，长江流域千里均归湘军掌握。
曾国藩分兵三路，直指江浙地区。
可是曾国藩所遭遇的困难，仍是纷至沓来。
先是胡林翼积劳病死，顿使曾国藩失去一个最有力的伙伴，平添厉顾之忧。
后又因为三路东向的大军，只有弟弟曾国荃一军始终听命于他，其余李鸿章与左宗棠两路，都时时表现不合作的态度，使曾国藩伤透脑筋。
但按曾国藩的为官之道，还是按捺性情，息事宁人，没有激化矛盾。
曾国藩的累不只是身体上，更是因为多点作战，处处上心处处操心。
曾国荃围攻金陵的军队虽未发生不听指挥的问题，然而屯兵城下日久，士兵疲惫，军饷不继，军心士气日渐涣散，也使曾国藩备感忧心。
同治二三年间，金陵城外的湘军，因为粮饷缺乏，每天喝稀饭度日。
曾国荃对那些家乡子弟兵，渐感难以约束。
抢掠平民、**妇女的事，也层出不穷。
曾国荃拿不出粮饷来解决问题，自感无颜以对部属，只好置之不问。
曾国藩听说后一面担心弟弟的病体，担心军纪败坏的湘军，随时有叛变崩溃的可能：一面还要承受来自清廷的猜疑、僚属的离心等等打击。
更要命的是缺饷的问题不光在曾国荃一部，其余的地方情况也很严重。
诸多问题，一并爆发。
曾国藩身体素来孱弱，至此郁气中结，旧疾新病，一齐并发，饭后呕吐、头脑晕眩、手脚抽筋，痛不可忍，至于不能工作，无奈只好奏请给假调养。
所以曾国藩曾说：“困心恒虑，正是磨练英雄，育汝于成。
夫尝谓余叹气从不说出，一味忍耐，徐图自强。”
这句话体现了曾国藩在矛盾丛集、内忧外患的境况下的一种息事宁人、委曲求全的处世观，而对于当时为官的他，也算无奈之举了。
“任”
字当头躬身入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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