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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投笔从戎，每天都在与太平军激烈的对抗中生存，心理压力之大可想而知。
这时他也不忘调节自己的心理，诗歌和书法给他带来许多快乐。
而最有益其身心的，或许是他幽默的性情。
曾国藩学问渊博，文学根底甚深，每日批阅的文件、书信虽多，但非常认真、仔细。
他批阅公文喜诙谐，很耐人寻味。
咸丰十年（1860年）十二月，曾国藩驻军祁门。
一日批阅公牍，内有浙江省建德县团练把总李元的文书，面用“移封”
。
“移”
是一种官方文书，分文移和武移两种。
文移是谴责性公文，唐代以后成为官府平行机构间相互交涉的文书；武移是声讨性公文，跟檄文相似。
当时，曾国藩任两江总督，集四省军政大权于一身，而团练把总最高为正七品衔，李元把总竟然用“移封敌体”
，是无知还是憨？曾国藩看后，于封面上题十七字令云：“团练把总李，行个平等礼。
云何用移封敌体？”
并自记：“见者无不绝倒。”
在上面的案例中，他不怒反乐，说明曾国藩良好的性情与气度。
由此可见，性情对一个人的重要性。
3.拥有良好的心境
一个人之所以能够受到多数人的承认或推崇，更主要的还是来自自身的修养。
由于曾国藩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熏染陶冶，经过严格科举考试而产生的一个典型的封建知识分子，所以他对儒家那一套“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的人生信条看得非常重要，视为平生待人接物、处世治事的基本准则。
而曾国藩能够把自身的修养同“齐家、治国、平天下”
联系起来，并按三部曲来进行，自是他为人处世的高人之处。
曾国藩主张，修身必须首先结合实际去进行。
不管是读书做学问，还是待人接物，不管是带兵打仗，还是为官从政，都有修身的大学问体现其中。
要做到这样，曾氏认为重要的问题就是立足于精神修养。
精神是人生意志的本源，有什么样的精神状态，就会有什么样的人生观。
曾国藩认为，精神的修养，全是内心所要做的功夫。
所谓治心之道，如惩忿窒欲、静坐养心、平淡自守、改过迁善等，都属于精神方面的修养。
因而，在他的日记和家书中，关于这方面的言论很多。
他主张，精神修养必须按照静坐、平淡、改过这三个步骤去进行。
心静自然平和，平和之后改进也能很好地进行，这三者是循序渐进的过程。
自东汉以来，儒家积极入世的人生哲学与老庄自然淡泊的消极出世人生哲学始终是互为补充的。
至于佛家所说的“明心见”
，更要求人们先有静的境界。
因而，静坐也就成为中国士大夫阶层最基本的修养功夫。
曾国藩综合儒道佛三家之说，把静字功夫看得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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