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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主义,一切学理,都只是参考的材料,暗示的材料,待证的假设,绝不是天经地义的信条。
实验主义注重在具体的事实与问题,故不承认根本的解决。
他只承认那一点一滴做到的进步,——步步有智慧的指导,步步有自动的实验,——才是真进化。
我这几年的言论文字,只是这一种实验主义的态度在各方面的应用。
我的唯一目的是要提倡一种新的思想方法,要提倡一种注重事实、服从证验的思想方法。
古文学的推翻,白话文学的提倡,哲学史的研究,《水浒》、《红楼梦》的考证,一个“了”
字或“们”
字的历史,都只是这一个目的。
我现在谈政治,也希望在政论界提倡这一种“注重事实,尊崇证验”
的方法。
我的朋友们,我不曾“变节”
;我的态度是如故的,只是我的材料与实例变了。
孙伏庐说他想把那被政治史夺去的我,替文化史夺回来。
我很感谢他的厚意。
但我要加一句:没有不在政治史上发生影响的文化;如果把政治划出文化之外,那就又成了躲懒的、出世的、非人生的文化了。
至于我精神不能贯注在政治上的原因,也是很容易明白的。
哲学是我的职业,文学是我的娱乐,政治只是我的一种忍不住的新努力。
我家中政治的书比其余的书,只成一与五千的比例,我七天之中,至多只能费一天在《努力周报》上;我做一段二百字的短评,远不如做一万字《李靓学说》的便利愉快。
我只希望提倡这一点“多研究问题,少谈主义”
的政论态度,我最希望国内爱谈政治又能谈政治的学者来霸占这个周报。
以后我七天之中,分出一天来替他们编辑整理,其余六天仍旧去研究我的哲学与文学,那就是我的幸福了。
我很承认常燕生的责备,但我不能承认他责备的理由。
他说:至于思想文艺等事,先生们这几年提倡的效果也可见了,难道还期望他尚能再有进步吗?
他下文又说“现在到了山顶以后,便应当往下走了”
,这些话我不大懂得。
燕生决不会承认现在的思想文艺已到了山顶,不能“再有进步”
了。
我对于现今的思想文艺,是很不满意的。
孔丘、朱熹的奴隶减少了,却添上了一班马克思、克洛泡特金的奴隶;陈腐的古典主义打倒了,却换上了种种浅薄的新典主义。
我们“提倡有心,创造无力”
的罪名是不能避免的。
这也是我在这歧路上迟回瞻顾的一个原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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