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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往往不通任何外国语文，但这一点对他们并无妨碍。
听的人完全不问他们说的是否对的，主要是说些有趣的事，尽量迎合民族的自尊心。
什么责任都可以撩在外国人头上，——除了当时的偶像：因为不论是葛里格，是华葛耐，是尼采，是高尔基，是邓南遮，总有一个当令的，但绝不会长久，偶像早晚要被扔入垃圾桶的。
眼前的偶像是贝多芬。
贝多芬变了时髦人物，谁想得到？至少在上流社会与文人中间是这样：因为法国的艺术趣味是像天平秤一样忽上忽下的，所以音乐家们早已把贝多芬丢开了。
法国人要知道自己怎么想，先得知道邻人怎么想，以便采取跟他一样的或是相反的思想。
看到贝多芬变得通俗了，音乐家中最高雅的一派便认为贝多芬已经不够高雅；他们永远自命为舆论的先驱而从来不追随舆论，与其和舆论表示同意，宁愿跟它背道而驰。
所以他们把贝多芬当作粗声叫喊的老聋子；有些人还说他或许是个可敬的道德家，但是徒负虚名的音乐家。
——这类恶俗的笑话绝对不合克利斯朵夫的脾胃。
而上流社会的热心捧场也并不使克利斯朵夫更满意。
倘若贝多芬在这个时候来到巴黎，一定是个红人，可惜他死了一百年。
他的走运倒并不是靠他的音乐，而是靠他的多少带有传奇色彩的生活，那是被感伤派的传记宣扬得妇孺皆知的。
粗犷的相貌，狮子般的嘴脸，已经成为小说中人的面目。
那些太太对他非常怜爱，意思之间表示，如果他们认识了他，他绝不至于那么痛苦；他们敢这样慷慨，因为明知贝多芬绝不会拿他们的话当真……这老头儿已经什么都不需要了。
——因此，一般演奏家，乐队指挥，戏院经理，都对他表示十二分虔敬；并且以贝多芬的代表资格领受大家对贝多芬的敬意。
票价高昂，规模宏大的纪念音乐会，使上流社会能借此表现一下他们的善心，——偶然也能使他们发现几阕贝多芬的交响乐。
喜剧演员，上流社会，半上流社会，共和政府特派主持艺术事业的政客，组织着委员会，公告社会说他们就要为贝多芬立一个纪念碑：除了几个被人当作通行证用的好好先生以外，发起人名单上有的是那些混蛋——倘使贝多芬活着的话一定会把贝多芬踩在脚下的。
克利斯朵夫看着，听着，咬着牙齿，免得说出难听的话。
整个晚上，他全身紧张，四肢抽搐。
他既不能说话，也不能不说话。
并非为了兴趣或需要，而是为了礼貌，为了非说些什么不可而说话，使他非常难堪。
把真正的思想说出来罢，那是不行的。
信口胡诌罢，又办不到。
他甚至在不开口的时候也不会保持礼貌。
倘使他望着旁边的人，就是眼睛直勾勾的瞪着人家，不由自主的研究对方，教人生气。
要是他说话，就嫌语气太肯定，又使大家——连他自己在内——听了刺耳。
他觉得自己不得其所；而且他既有相当的聪明，能够感觉到自己把这个环境的和谐给破坏了，当然对自己的态度举动和主人们一样气恼。
他恨自己，恨他们。
等到半夜里独自一人走到街上的时候，他烦闷到极点，竟没气力走回去了；他差不多想躺在街上，好像他儿时在爵府里弹了琴回家的情形。
有时，即使那一个星期的全部存款只剩了五六个法郎，他也会花两法郎雇一辆车。
他急急忙忙的扑进车厢，希望赶快溜走；他一路上在车子里呻吟不已。
回到寓所，上床睡觉了，他还在呻吟……然后又猛的想起一句滑稽的话而放声大笑，不知不觉做着手势，把那句话重说一遍。
第二天，甚至过了好几天，独自散步的时候，他又突然咆哮起来，像野兽一样……干吗他要去看这些人呢？干吗要再上那些地方去看他们呢？干吗勉强自己去学别人的模样，手势，鬼脸，装作关心那些并不关心的事？——他是不是真的不关心呢？——一年以前，他绝对不耐烦跟他们来往的。
现在他觉得他们又好气又好笑了。
是不是他也多少沾染了巴黎人满不在乎的脾气？于是他很不放心的怀疑自己的性格不及从前强了。
但实际是相反：他倒是更强了。
在一个陌生的环境里，他精神比较自由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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