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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柏贵经过一番考虑，答应了联军的条件，同时与广州将军穆克德讷联合上书弹劾叶名琛。
残酷的事实证明，强盗的逻辑就是主动向被欺压的国家挑起战争，而后又要求赔偿。
道光帝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便经历过这样的屈辱，如今清王朝的光景远不及道光年间。
咸丰皇帝更非救世明君，他先下旨将两广总督叶名琛革职，把责任都推到这个前总督身上，同时停发两广驻军的军需粮饷，让洋人看到清廷有和谈的诚意。
英法联军见中国人步步退让，便有了得寸进尺的想法。
为了掩盖自己的“强盗行径”
，他们又打出和谈的幌子。
他们知道，清廷根本无力承担巨额赔偿，届时开放通商口岸和割让土地作为补偿将成为清廷不得不同意的条件，而不需他们武装入侵。
他们还重提派公使进驻北京的要求，宣称按外交惯例，友好国之间“感情”
达到一定程度，互派公使是很正常的事情。
清廷当然知道英法两国的险恶用心，洋人公使一旦进驻京城，就会大施**威，干预京城的某些事务甚至干涉朝政。
尽管朝廷对此事有所认知，但由于没有采取妥当的外交策略和反制手段，致使一些封疆大吏各自为政，各行其是，一时造成了外交混乱。
英法两国的使节和战船先后到达大沽口外，要求清廷迅速派要员来谈判。
名义上是和谈，英法两国的真实目的是实现其“威胁天津、压服北京”
的阴谋。
如果不能满足两国的要求，他们就会诉诸武力。
咸丰帝显然知道谈与不谈都是一样的结果，这不是谈判而是强迫接受，所以他不许洋人进京，而是派人去大沽口谈判。
咸丰八年（1858）四月八日，英法联军以清廷代表未在限定日期到达为由，对大沽口炮台进行突袭，清军阵亡二百九十一人、受伤一百七十人，联军以战死十余人、伤五十七人的代价攻陷大沽口炮台。
四月十四日，英法联军又乘势占领天津。
洋人的险恶用心昭然若揭。
咸丰帝在圆明园听懿贵妃给他读奏折，还没听完就面如土色。
洋人已经把刀架在自己脖子上了，再不迅速做出反应，可能自己皇位不保。
但是，是打是谈他一时难以抉择，几经廷议，最后还是主和派占了上风。
那么派谁去跟洋人谈呢？懿贵妃见咸丰帝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建议道：“万岁爷不必如此忧心，眼下就有一个再好不过的人选。”
咸丰帝一听，忙问：“爱妃所荐何人？”
懿贵妃推荐的人是直隶总督桂良（7），他是恭亲王奕訢（8）的岳丈。
于是，咸丰帝下了一道密旨，让桂良和花沙纳前往天津谈判，并授便宜行事之特权。
桂良、花沙纳遵旨请俄、美出面调停，沙俄借机与清朝签订了《中俄天津条约》，美国一看有利可图，也与清朝签订了《中美天津条约》。
桂良虽然是遵旨办事，但在与俄、美签字之前，咸丰帝对这两个条约的内容一无所知。
两国公使随后发现，他们签订的条约并不被清廷认可，坐地分赃的目的没有达成，于是再次提出公使进驻北京的要求。
同年六月二十六、二十七日，英法也分别与清朝签订《天津条约》，再次强烈要求往京城派驻公使，但清廷坚决不同意。
桂良虽然想把这条内容加入协议中，但又不敢向皇帝汇报实情。
可是，如果不写这条，列强四国必将以武力压服。
桂良只得擅作主张，两头隐瞒。
咸丰帝认真看过与四国签订的《天津条约》后，发现自己被蒙蔽了，他最不能容忍的条款居然出现在正式协议中。
《天津条约》的主要内容包括：公使常驻北京；开放牛庄（后改营口）、登州（后改烟台）、台湾（后定为台南）、淡水、潮州（后改汕头）、琼州、汉口、九江、南京、镇江等十一个城市为通商口岸；清廷共赔偿英法军费六百万两白银；外国人可到中国内地自由游历、经商、传教；外国军舰和商船可以在长江各口岸自由通航；修改税则，减轻外国商船吨税（实际上就是降低进口税率）。
同年四月十六日，沙俄还以武力迫使黑龙江将军奕山（9）签订了《瑷珲条约》，将黑龙江以北六十多万平方公里土地全部划归俄国。
列强对清廷的抗议置若罔闻，用坚船利炮迫使清王朝答应他们提出的所有无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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