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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请旨将徐桐、刚毅、启秀（11）、赵舒翘、裕禄、毓贤、董福祥先治以重典，其余袒护拳匪，与徐桐、刚毅等谬妄相若者，一律治以应得之罪，不得援议贵议亲为之末减。
庶各国恍然于从前纵匪肇衅，皆谬妄诸臣所为，非国家本意，弃仇寻好，宗社无恙。
然后诛臣等以谢徐桐、刚毅诸臣。
臣等虽死，当含笑入地。
无任流涕具陈，不胜痛愤惶惶之至。
袁昶、许景澄言辞恳切地向朝廷建言将主张招抚义和团拳民的大臣治罪，杀掉那些“匪首”
，让洋人退兵，劝请慈禧不可依仗拳民神功向列强宣战，应“与各国讲信修睦”
，而不可以天下为戏。
这时的慈禧还在为洋人反对废帝而生气，她怎么可能听得进逆耳忠言？五月二十日，她召开紧急御前会议，讨论的问题有两个：一是对义和团是剿还是抚，二是对八国联军是战还是和。
这两个问题其实是息息相关的：如进剿义和团，必然与八国联军讲和；若招抚义和团，必然与八国联军开战。
荣禄在会前对慈禧说，端郡王载漪呈奏的那份所谓洋人要太后归政的照会是伪造的，此事由载漪主谋，由军机章京连文仲起草。
慈禧太后听了非常生气，阶下垂手而立的载漪不敢吭声，连忙退值。
但慈禧并没有深究载漪的责任，几天后反而让他全权代理总理衙门事务。
仅此一点，就让朝中官员清楚地看出慈禧的立场。
当然，袁昶、许景澄深知光绪帝的表态并没有实际作用，他们也知道慈禧的真实意图，并从慈禧及一些朝臣支持义和团围攻教堂、使馆的“千古奇事”
中看出了事态的结局——必酿成大祸。
奏折有违慈禧招抚义和团“借御外侮”
的意旨，他们已经预料到可能会招来杀身之祸，但还是冒死以谏。
慈禧认为这是故意与她作对，挑战她的权威。
另外，内阁学士联元、户部尚书立山、兵部尚书徐用仪等人也坚决反对义和团围攻使馆的不理智行为，对袁昶、许景澄二人的奏折表示赞同。
慈禧一看有这么多大臣反对自己，更加火冒三丈，加上徐桐、刚毅、载漪等人的反扑，慈禧很快下令处斩袁、许二人，理由是两人“屡次被人参奏，声名恶劣，平日办理洋务，各存私心。
每遇召见时，任意妄奏，莠言乱政，且语多离间，有不忍言者，实属大不敬”
。
慈禧之所以坚决严惩袁昶、许景澄，与载漪、裕禄、毓贤、刚毅、董福祥等人有很大关系，这些人都主张招抚义和团。
尤其是载漪，早就因袁昶、许景澄反对立自己的儿子为皇储，对他们怀恨在心。
在慈禧宣抚拳民为义民、对列强宣战之际，袁昶、许景澄又与徐用仪、立山、联元一起表示反对，矛头直指载漪，所以他必欲除之。
同时，这场斗争也反映出清廷的对外政策。
慈禧向列强宣战，不过是她的“恋权癖”
使然。
她视国家的一切为私产，也视权力为家产，只要能保住“家产”
，国家的任何东西都可以拱手让人。
尽管她已知外交团照会是载漪伪造，但还是不满外国势力插手她的“家事”
，更不满大臣站在光绪帝那边。
载漪等人正好利用慈禧的这种心理来剪除政敌。
光绪二十六年（1900）七月初四午时，许景澄、袁昶被五花大绑，在一队清兵的押送下由刑部大牢移至北京城南临时搭起的一个刑场。
他们遭到麻木无情的市民和狂热的义和团员的唾骂，“杀死卖国贼”
的口号一声高过一声。
袁、许二人死后，徐用仪、联元和立山三人表示同情，结果也难逃厄运。
行刑后，因为许、袁二人的家人不敢收殓，徐用仪出面安葬了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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