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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甲”
五艘军舰，官兵死伤惨重。
随后，日军攻占了辽南重镇大连。
2.陆、海军建设
慈禧的大半生都在战争的喧嚣中度过，也许是因为在后宫与朝堂上经历了大大小小的战争，她才有了处变不惊的胆魄和勇气；也许是因为与外国势力作战屡战屡败，她才认识到洋务的重要性。
自咸丰末年兴起的洋务运动内容庞杂，涉及军事、经济、外交等，而以“自强”
为名，兴办军事工业并围绕军事工业开办其他制造业部门，建立装备新式武器的陆、海军，是其主要内容。
时至光绪甲午年，即光绪二十年（1894），洋务运动已持续三十余年，令人振奋的是，陆、海军在这一运动的推动下得到了较快发展。
陆军方面，在咸丰年间，淮军的武器装备便大有改观，陆续淘汰了前膛枪，换用后膛洋枪。
光绪初年，又成立克虏伯炮队十九营。
就枪而言，在光绪十年（1884）以前，英国的马梯尼、士乃德，法国的哈乞开斯，德国的老毛瑟，美国的林明敦、黎意等枪种均已进入淮军。
在炮兵装备上，淮军主要有英国的阿姆斯特朗式、格鲁森式和德国的克虏伯式后膛炮。
仅同治十年（1871）至同治十二年（1873），李鸿章就购置了德国克虏伯后膛四磅钢炮一百四十一门；到光绪十年（1884），淮军配备的后膛钢炮已达三百七十多门。
自光绪十二年（1886）起，广东又陆续拨解北洋钢炮一百多门。
同时，江南制造局共造出后膛大炮一百四十五门，大部分用于装备淮军。
早年曾国藩在镇压了太平天国起义后便遣散了湘军的主力部队，后来左宗棠西征新疆后也遣散一部分湘军。
因此，与淮军相比，湘军无论在规模、建制还是装备上都相对落后。
光绪十八年（1892），湖南巡抚吴大澂奏称：“湘中风气未开，所用洋枪屡修屡坏，实不足以资抵御。”
直到甲午战争前夕，布政使魏光焘受命募集新军北上参战，而湖南湘军并无后膛枪，湖北也极少，仅有林明敦的数百支，而且子弹很少。
同年底，湘军宿将刘坤一被任命为钦差大臣，吴大澂受命帮办军务，但所部枪械未齐，子弹不足，有步队而无炮队，辖下二十三营又三哨，仅有各种枪支四千六百支。
但是，也有些地方兴办的新式陆军配备了比较先进的武器。
比如，湖广总督张之洞奏报，已委托驻德国公使许景澄（7）购买德国新式小口径五连珠快枪三千支、子弹三百万颗；从信义洋行购买十响连珠毛瑟枪一千二百余支、子弹一百五十万颗，平响毛瑟枪五千支、子弹二百五十万颗，格鲁森快炮十二尊、炮弹一千二百颗；从瑞记洋行购买克虏伯七生半山炮六尊、炮弹一千二百颗，奥地利三生七快炮十二尊、炮弹一万二千颗。
两江总督刘坤一于同年奏报，已购马梯尼枪一万四千支、毛瑟马枪一千支、子弹二百八十万颗。
除了购买洋器，清廷还在上海、天津等地设有制造局，专门生产陆军军火。
战前已装备给陆军的野战火炮和要塞大炮实际上在一千门以上，而且口径更大，是日本陆军师团炮力的十到二十倍。
但八旗、绿营军队已经腐朽不堪，勉强可作地方维持治安之用，全无规模作战能力，实际可用的作战兵力是各地练军和勇营，人数接近三十五万（不含夫役等后勤保障人员）。
日军在明治维新以后，已经建立了比较先进的陆军体系，至光绪十九年（1893）有七个师团，共七万余人，借助动员体系，战前日本陆军实际已有二十四万人、夫役十五万人，兵力略少于清军，装备主要是国产的单发步枪和七十五毫米火炮。
海军方面，在战前十几年，清廷每年拨出四百万两白银用于海军建设，建立了北洋、南洋、福建、广东四支近代水师。
李鸿章认为，世界列强“论势不论理”
，推行强权政治，中国想要“以笔舌胜之”
，犹如痴人说梦。
所以，只有不断增强自己的实力，才能使外国侵略者“阴怀疑惧而不敢遽尔发难”
，否则平日必为外人轻视，临事只能拱手听命。
光绪元年（1875），李鸿章通过总税务司赫德在英国定制了四艘炮舰，光绪五年（1879），他又向英国定制了“扬威”
和“超勇”
号巡洋舰。
由于对英国制造的军舰不甚满意，经过反复考证对比，次年他又通过中国驻德国公使李凤苞（8）向德国坦特伯雷度的伏尔铿造船厂订造“定远”
和“镇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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