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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慈禧对光绪帝的教育引导和监督一刻也没有放松。
当然，慈禧最担心的还是恭亲王奕訢。
自“辛酉政变”
之后，慈禧对奕訢始终采取既用且疑的策略，用人之道与咸丰帝一脉相承。
现在奕訢的声威一天比一天盛，军机处和总理衙门全都掌握在他手中。
这两个部门常以“枢译两署”
称之，军机处总揽军、政大权，是执政的最高权力机关，而总理衙门也已经从临时的外事机构发展为一个庞大的综合职能机构。
在总理衙门的行事范畴内，外事牵涉内政，外交牵涉通商，通商牵涉洋务实业，办洋务牵涉培养新型人才，培养人才又牵涉公派留学，从而形成变革的连锁反应。
所以，大凡修铁路、开矿山、办工厂、办学校、公派留学生等事务，均归总理衙门管辖。
为了强化总理衙门的权力，奕訢还建议由军机大臣兼领总理大臣，这样一来，总理衙门实际上已经是洋务运动的决策与执行班子。
而且，这时奕訢还兼宗人府宗令，领神机营，负责稽查弘德殿。
慈禧对奕訢的权力膨胀感到恐惧，但她环视朝堂，在文祥、英桂相继去世后，军机大臣大多由奕訢扶植起来。
光绪六年（1880），慈禧最倚重的内务府总管、京师步兵统领荣禄被翁同龢举报**后宫，慈禧查证后被迫将他解职。
如此一来，她越发显得孤立无援，满蒙大臣中可倚仗的人寥寥可数，她只能更加重用汉臣，同时开始寻找机会解除她最担忧的隐患。
光绪九年（1883），法军入侵越南。
越南长久以来都是中国的藩属国，法军此举意在让越南脱离中国的保护，使之沦为法国的殖民地。
慈禧得知这个消息后，十分震怒，准左宗棠所奏，命王德榜招募新军，赴镇南关。
但对于法国殖民势力在越南的渗透与扩张问题，军机大臣们的意见很不一致。
李鸿章在与法方会谈时，同意无论中国对越南的宗主权还是法国对越南的保护权，都暂时搁置不议，因为他认为当时各省的海防兵单饷匮，水师又未练成，不可与欧洲强国轻言战事。
李鸿章这番话提醒了慈禧，在洋人心目中，恭亲王奕訢才是真正的清廷代言人，如果他借用洋人的势力来逼迫朝廷，后果将不堪设想。
这让慈禧对奕訢的戒心又加深了一层。
为解越南的燃眉之急，慈禧除了暗中帮助黑旗军刘永福（9）援越抗法外，又饬令云南巡抚唐炯和广西巡抚徐延旭派兵出境援助。
光绪十年（1884）二月，米乐继孤拔之后成为法军统帅，兵力增至一万六千余人，进犯北宁。
二月十七日中午，李鸿章在天津收到上海传来的电报，称法军加强了对越南北部中国军队的攻势，对垒的黑旗军死伤甚众，越南北宁已被法军占领。
他立即转报总理衙门，晚间又补充报告上海的洋轮听到北宁清军失守，都升起法国国旗庆贺。
日本驻天津领事面见李鸿章时也接到东京电报，确认了这一消息。
慈禧收到李鸿章的奏呈后，召见了几位军机大臣，让他们传阅了李鸿章的简短电文，但大臣们认为奏报太简略，无法判断越南局势，于是暂且搁置不议。
这一天北京正下着蒙蒙细雨，军机大臣们走后，慈禧站在养心殿台檐下，望着阴沉的天空长长叹了口气，脸色也像天空一样阴郁。
这一细节被翁同龢看得真切，他预感到一场大风暴即将来临。
这天夜里果然风雨大作，翁同龢心中不安，索性起身在昏暗的烛光下，给醇亲王写了封短信，讲到老佛爷的不悦。
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恐从此棘手矣，噫！”
其实，感到惶恐不安的不止翁同龢一人，总理衙门大臣张佩纶心中同样不安。
第二天他给岳父李鸿章写信，也提到老佛爷的不满情绪，并在信中说：“北宁又失，事更棘手。
徐延旭太不知兵，鄙见欲去之久矣，此坐谁属，仓卒求才，殊不易得。
愿我公密筹见复。”
徐延旭是援越桂军统帅，对于前线失利负有直接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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