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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就蔡寿祺在奏折中所称恭亲王奕訢的四大罪状一一讯问蔡寿祺。
所谓贪墨，是指收受贿赂。
经查没有物证，蔡寿祺只就此一项指出薛焕、刘蓉二人曾贿赂奕訢，而且只是风闻，并无实据。
另外三项指控更是含糊其词，实际与诬告无异。
案情扑朔迷离，可信证据极少，大臣们左右为难：如果据实回禀慈禧，那太后也同有诬告之罪；如果认定恭亲王有罪，就得捏造事实细节。
更让大臣们焦虑的是，他们不知道慈禧要把这场戏唱到什么程度。
最终，他们在复奏中用了极其谨慎的字眼叙述审讯的结果和处理意见：“阅原折内贪墨、骄盈、揽权、徇私各款，虽不能指出实据，恐未必尽出无因。
况贪墨之事本属暧昧，非外人所能得见。
至骄盈、揽权、徇私，必于召对办事时流露端倪，难逃圣明洞鉴。
臣等伏思黜陟大权操之自上，应如何将恭亲王裁减事权，以保全懿亲之处，恭候宸断。”
慈禧看到倭仁的奏折后，立马以同治皇帝的名义亲笔书写上谕，谕中充分表达了她对皇权旁落的担忧，她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子，为了清王朝的稳固，必须防患于未然。
这道懿旨使大臣们明白：太后只是想收回恭亲王奕訢的权力，并没有置他于死地的意思。
但慈禧为了掩盖自己的真实意图，随后又下了一道懿旨，准备推举惇亲王奕讠宗来接替恭亲王奕訢。
奕讠宗是道光帝第五子，过继给惇恪亲王绵恺。
他生性惇厚，经常一身普通老百姓的打扮。
现在让他来替代奕訢，这明显是一场假戏，大臣们心知肚明，所以都不愿表态。
奕讠宗没有揣测太后的心思，只就事论事上奏折替六弟奕訢辩白和求情。
他在奏折中提到：有关于恭亲王的事情，实属暧昧，仅仅以语言和行为上的小过错，就骤然予以严惩，无以昭示天下。
恭亲王做议政王以来，办理事务，没有听说有什么大的劣迹，唯有皇太后和皇帝召对时，在言词语气上有一些不恭，这终究不是臣民共见共闻的；而蔡寿祺所参劾的内容又没有真凭实据，若一味坚持罢斥奕訢，恐难以服人。
这道折子出自皇亲中最年长的亲王，在皇亲中影响很大，加之奏折内容是针对谕旨直陈意见，因而慈禧尽管心中不悦，但实在没有借口直接对奕訢“动手”
。
无奈之余，她只得下令将惇亲王的奏折和蔡寿祺的奏折一并发给诸位王公大臣和内阁人员，召开会议讨论。
慈禧的态度让大臣们愈加摸不着头脑。
其实，这个“哑谜”
并不难解，太后想削减奕訢的权力，她需要利用倭仁与奕訢的不和，让他们找出奕訢的过错。
与倭仁意见相同的许多守旧派大臣也想借机抑制奕訢一派的势力，他们按懿旨再查，多少发现了奕訢的一些毛病。
比如，在两宫太后下发指示时，奕訢总提高嗓音回复，而当慈禧说完某件事之后，他却佯装没有听清楚，要求慈禧重新说一遍。
再如，他经常绕过两宫太后直接与地方官员通信，自行决断任免之事，有时不经通传就擅自闯进后宫。
收集到这些事实后，同治四年（1865）四月十四日，王公大臣再次开会讨论奕訢的去留，概括起来，大致有两种声音：一种是以倭仁为代表，认为奕訢的四个罪名虽暂无实据，但决非空穴来风，所以恭亲王不能再用。
一种是以醇郡王、文祥、王拯等人为代表，坚持不能在没有实据的情况下罢斥奕訢。
经过一番争论，最后，醇郡王的意见得到了大多数人的支持。
面对王公大臣们的质疑，慈禧采取了去其根本、留其枝叶的折中办法，于四月十六日颁发上谕，大意是说，议政王确有很多地方做得不对，念及他有大功于朝廷，给他一个处分以示告诫。
错归错，但还可以留用，谕令恭亲王仍在内廷行走，管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免去议政王和军机大臣的职务。
就这样，历时三十九天的一场权力风波，以革去恭亲王的议政王头衔落下了帷幕。
这是慈禧扔掉“拐杖”
，独立处理朝政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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