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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命四年（1619），为庆祝萨尔浒大捷，努尔哈赤设宴庆贺：“五月初五日，辰时，汗登衙门就座。
衙门两侧设凉棚八处，八旗诸贝勒、大臣等分坐八处。
大贝勒、阿敏贝勒、莽古尔泰贝勒、四贝勒及朝鲜二大员等六人，赐矮桌以坐。
具盛筵宴之。
此前，诸贝勒进宴不坐桌，皆席地而坐也。”
（2）这里明确地显示出四大贝勒与其他和硕贝勒以及普通贝勒的不同：四大贝勒属后金政治体制的高层人员，位置并坐于汗桌之前；其余和硕贝勒则分坐于八处凉棚；普通贝勒就只能席地而坐了。
可见，此时的代善、阿敏、莽古尔泰、皇太极既是掌有一旗（或是二旗）的和硕贝勒，又是地位高于其他和硕贝勒的四大贝勒，或者说是执政贝勒。
这四位贝勒跟随努尔哈赤南征北战，立下赫赫战功。
到了天命年间，努尔哈赤的其他子侄甚至是孙子，像岳托、济尔哈朗等都已长成，并且成长为建有诸多战功的贝勒。
代善、阿敏、莽古尔泰、皇太极四人的政治地位自然就更高了，成为大汗之下，八和硕贝勒之上的四大贝勒了。
这样，四大贝勒也便成了后金汗国中最尊贵的宗室尊称。
四大贝勒不仅地位尊贵，同时也是后金政治的重要决策者。
顺治年间和雍正年间纂修、校订的《清太宗实录》中即曾记载，天命六年（1621），努尔哈赤命四大贝勒按月轮流分值，朝中一切事务，都由值月贝勒处理。
至此，四大贝勒完全成为后金统治集团的核心，开启了后世清王朝亲王辅政的先河。
努尔哈赤也从依靠外姓大臣执掌部族，到顺利将国家权力过渡到自家人手中，完成了后金政治制度的过渡。
3.大政殿外十王亭
去过沈阳故宫的人们都知道，沈阳故宫的大政殿前，呈雁翅形依次排列着十座亭式建筑。
离大政殿最近的两座分别是左右翼王亭，其余八座自北而南排列。
东边为正黄旗亭、正红旗亭、镶蓝旗亭、镶白旗亭，西边为镶黄旗亭、镶红旗亭、正蓝旗亭、正白旗亭，俗称“十王亭”
或者“八旗亭”
。
这里是努尔哈赤时期，后金大汗和八旗旗主共同办公的地方，是清王朝入关之前，八旗制度和“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
制在建筑物上的集中体现。
努尔哈赤时期，在四大贝勒之下，后金的宗亲统治体系中还有一个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
制度。
这里的八和硕贝勒指的是我们前面所说八旗的“旗主贝勒”
，简单点说，也就是“旗主”
。
后金政权在不断壮大的过程中，努尔哈赤沿用女真人的“牛录制”
来管理民众，并将其推广。
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由于人口的激增，努尔哈赤下令，每三百丁编为一牛录，五个牛录成一个甲喇，五个甲喇组成一个固山（旗），每固山（旗）设一个固山额真、两个梅勒额真作为管理本旗事务的大臣，在他们之上设有旗主，总领本旗。
同时将原有的黄、红、蓝、白四色旗子，分别镶边，形成正黄、正白、正红、正蓝、镶黄、镶白、镶红、镶蓝八色旗子，作为区分每个固山的标志，正式将八旗制度固定下来。
皇太极的时候，又在原有的满洲八旗之外，新增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旗帜不变，统称为八旗。
此时的努尔哈赤既是后金的大汗，也是八旗的主人，他把牛录赐给自己的子侄们，成为“贝勒”
。
随着辖区的不断扩大，贝勒们手中掌控的牛录也越来越多，权力也越来越大。
在这些贝勒之上，又有掌管一旗事务、权势更大的“旗主”
，清代文献中，这些“旗主”
又叫“和硕贝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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