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婉容无声地呐喊道，“皇上，臣妾也是你的女人哪！”
而此刻的文绣，其实更不好过。
皇上与自己总是意见相左，根本谈不到一块儿去，夫妻之间的情感其实已经在走向绝境了，这点，文绣深深地知道。
为此，她也曾不无伤感地想：若是有一天真的被迫离开皇上，就干脆找处宅子隐居起来，过简单朴素的生活，那该多好……”
不管文绣的内心怎样纠结和设想，事实上，此时的溥仪已借助日本人的势力，开始在天津卫这个鱼龙混杂的大码头寻觅一席之地。
转眼四年过去了，张园的主人张彪也已去世。
因为家道开始没落，张彪的儿子便想找溥仪索要借住张园的租费，溥仪认为这样有损自己的颜面，便要求时任内务大臣的皇后之父荣源帮自己另寻他处。
文绣便又于1929年随溥仪和婉容迁居乾园。
夫妻三人几经折腾，生活总体上依然是富足的。
要不是在迁居之前发生了一件令溥仪和整个皇族的神经、血脉都沸腾的事，或许从小就被灌输帝王之术和儒家思想的末代皇帝，也绝不会真的那么快就与日本人妥协和合作，靠出卖民族尊严这种被世人所不齿的行事来谋取复辟。
但人生没有假设，尽管谁都不应该以任何借口损害国家民族的利益。
事情是这样的：1928年8月13日，南京《中央日报》报道了1928年7月前后，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团第十二军军长孙殿英以军事演习为借口，对清东陵中的乾隆皇帝和慈禧太后的陵寝进行盗掘的事件。
这件轰动全国的丑闻传到溥仪的耳中，溥仪当时号啕大哭，他发誓不报此仇不配**新觉罗氏的子孙。
再后来，他为了不忘此志，便将新居一位于鞍山道70号的住所乾园改名为“静园”
，寓意“静以养吾浩然之气”
，静待时变，为将来复仇作准备。
溥仪大悲过后，又通电当时的南京国民政府掌权人蒋介石和平津卫戍司令阎锡山，要求严惩孙殿英及其同伙，并要求当局能修复被盗挖的陵墓。
可最终，南京国民政府对待此事是雷声大雨点小，最终竟不了了之。
溥仪在震惊和羞愧之余，将复辟大清和为家族复仇的想法推向了另一个极端。
这也为他后来沦为背叛民族国家的历史罪人埋下了导火线，从此，溥仪对日本人的幻想和依赖进一步加深。
溥仪在极度刺激下的精神剧变，文绣看在眼里，她既万分焦急又非常难过。
话说回来，刚到天津的几年里，溥仪和婉容常常出双入对，玩遍各繁华的场所，这一切对于文绣而言都无关紧要。
因为她明白，虽然自己仍受到婉容的排挤，但自从经历了先前那段患难与共的逃命时期后，自己跟婉容之间还是在内心深处有了一丝丝同为家人的感情，现今两人之间的敌视大多是出于女人对于爱情的独占欲。
有时文绣实在觉得委屈时就想：婉容也许是从未放下过当年选妃时“皇后”
名位更换的那件事情吧。
既然这样，那就随她怎么想好了。
也许她是太骄傲了，根本从心里就不服我，觉得输给了我这长得不比她美、家世也没她好的人，心里很沮丧，甚至怪皇上居然亲选我为皇后，可这点所谓的名位对于我来说，不过是过眼云烟而已。
有时候，文绣还曾通达地想：婉容其实也是极其不易的，她若不处处压我一头，又何来她身为正宫的体面呢，我索性还是让她几分好了。
在冷清孤独中，文绣还时常设身处地为一个憎恨自己的女人这样开脱着。
事实上，不管她如何大度和善良，同住一处的夫妻却很难得相见，就别指望能说上几句话了。
她与溥仪之间，淡泊得如同共居的陌生人，这种尴尬虽然让她沮丧和灰心，但她还是期望自己能够在溥仪最痛苦和消沉的时候，带给他一份默默的支持和宽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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