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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人如果相信陕甘相信我，由陕甘出票就可以了，何必劳动总署？”
因此他设计了一套借商款的办法，往返磋商，终于定议，由胡雪岩邀集商股一百七十五万两，另由汇丰“认股”
一百七十五万两，合共三百五十万，组织一个乾泰公司负责借出。
照左宗棠的计算，在七年之中，陕甘可得协饷一千八百八十万以上。
除还洋款以外，至少尚有千万之多，所以借几百万商款，一定能够清偿，但协饷收到的日期不一，多寡不定，所以提出来一个“机圆法活”
的要求：第一，不出关票；第二，不定年限，可以早还，亦可以迟还；第三，有钱就还，无钱暂欠，利息照算，不必定为几个月一期。
这是他一厢情愿的想法，胡雪岩只能替他办到不出关票，此外年限定为六年，期次仍是半年一期，利息是一分二。
当然借商款亦须奏准，左宗棠于光绪四年八月十六日出奏，一个月以后奉到廷寄：“借用商款，息银既重、各省关每年除划还本息外，京协各饷，更属无从筹措，本系万不得已之计。
此次姑念左宗棠筹办各务，事在垂成，准照所议办理。
嗣后无论何项急需，不得动辄息借商款，致贻后累。”
所谓“京饷”
，即是在京的各项开支，包括文武百官的俸给、八旗士兵的饷项以及一年三次送入宫内供两宫太后及皇帝私人开支的“交进银”
在内，是最重要的一笔预算。
由于左宗棠动辄借款之累，连京饷都“无从筹措”
，这话说得很重了。
为此，一直到上年左宗棠奉召入京，为了替刘锦棠筹划西征善后，才迫不得已，在近乎独断独行的情况下，借了汇丰银行招股所贷的四百万两。
这两笔款子的风险，都在胡雪岩一个人身上。
三百五十万的商款，自光绪五年起分期拔还，几乎已还了一半，而且每期本息约十来万银子。
邵友濂亦知道，这难不倒胡雪岩，要刁难他，只有在光绪七年所借的那一笔上。
这笔款子实收于光绪七年四月，年息九厘九毫五，前两年只付息，不还本，第三年起每年拔本一百万两，分两期给付，光绪九年四月付第一期、十月付第二期，每期各五十万两。
以前各次洋债，虽由胡雪岩经手，但如何偿还，不用他来操心，因为各省督抚加了印的“关票”
，汇集于江海关后，税务司还要签押负连带责任，如果各省的“关票”
不能兑现、税务司可以截留税款，代为抵付。
可是这最后一次的四百万两，在借款时为了替刘锦棠解除后顾之忧，左宗棠近乎独断独行，只以为未来数年协饷尚多，不愁无法偿还，所以大包大揽地说，本银“如期由上海采运局经手交还，如上海无银，应准其向户部如期兑取”
。
这一唯恐总理衙门及李鸿章策动赫德阻挠，但求成功不惜迁就的承诺，无形之中便将全部风险都加了在胡雪岩的肩头上。
因为各省如果不解，汇丰银行一定找胡雪岩，他们不必多费周折，请英国公使出面跟户部打交道，以胡雪岩的财力、信用与担当，每期五十万两银子的本银，亦一定挑得起来。
话虽如此，五十万两银子到底不是一个小数目。
邵友濂与盛宣怀秘密商定，到时候“挤他一挤”
，虽未必能挤倒，至少可以打击打击他的信用。
其时，光绪九年春天，中法的关系复又恶化了。
本来前一年十一月间，李鸿章与法国公使在上海谈判，已经达成了和平解决在越南的纠纷的三点协议。
但法国海军部及殖民部，分别向他们的外交部表示，不满宝海与李鸿章的协议，海军方面且已增兵越南北部的海防。
而又恰好法国发生政潮，新内阁的外交部长沙美拉库，支持军部的主张，推翻前议，而且将宝海撤任，另派特使德理固专程来华谈判。
妙的是法国公使宝海，特为自上海到天津去看李鸿章，他劝李鸿章坚持前议，不妨指责法国政府违约。
有了这种反对他们政府的法国公使，李鸿章觉得谈和又有把握了，所以仍旧照原定计划，奏请准予给假回籍葬亲。
李还不肯回任，但为了开始建设旅顺军港，北洋大臣的差使是接下来了，既然请假，北洋大臣自然由张树声暂署。
但就在二月里李鸿章在合肥原籍时，法军在越南复又动武，不但攻占越南南定，而且直接侵犯中国在越南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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