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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恭王曾经跟李鸿章商量过这件事，其时陕甘总督改派曾国荃，而曾国荃嫌地方太苦，又怕无法指挥左宗棠的嫡系部队，一直不愿就任，使得朝廷深感为难——不如乘此机会，改派刘坤一当陕甘总督。
至于两江总督则以清望素著的四川总督丁宝桢调补，遗缺由李鸿章的胞兄李瀚章接任。
这是李鸿章的一把如意算盘。
原来清朝的制度，封疆大吏划疆而治，总督往往亦仅管得一省，不比明朝的总督、巡抚是有流动性的。
这种制度之形成，当然有许多原因，其中之一是，皇帝认为各有专责，易于考察，也就是易于驾驭。
因此，尽管常有“不分畛域”
的上谕，实际上限制甚严，不准有越权的行为。
及至洪、杨乱起，这个相沿两百年而不替的传统被打破了。
清朝在道光以前，凡有大征伐、调兵遣将，权皆操之于皇帝，军饷亦由国库拨发，统帅功成还朝，缴还兵权，受赏而回本职，并无私有的军队。
但自曾国藩创立湘军，而军饷又须带兵将帅就地自筹以后，整个情况大变，变成官不符职、守非其地、财难己用、兵为私有。
曾国荃进围金陵时，他的官衔是浙江按察使，一省司法长官，带兵打仗，岂非“官不符职”
？而打仗又非为浙江守土之责，这就是“守非其地”
。
“财难己用”
就更微妙了，本秦人视越，肥瘠漠不相关，但在左宗棠西征时，却非希望浙江丰收不可，因为浙江按月要交西征协饷十四万银子，而本省修理海塘，反须另筹财源。
至于“兵为私有”
，则以湘、淮两军原为子弟兵，父子兄弟叔侄，递相率领，成为规例，淮军的这个传统，更是牢不可破。
因为打破了疆域与职守的限制，李鸿章才能运用手腕，伸张其势力于两江，即南洋。
直督兼北洋大臣，江督兼南洋大臣，李鸿章一直强调，无论筹办防务或者与外洋通商，南北洋必须联络一致，不分彼此。
话是如此，却只有北洋侵南洋之权，南洋的势力达不到北洋，因为北洋近在畿辅，得地利之便，可直接与各国驻华公使联络交涉，这样，有关南洋的通商事务，自然而然地由北洋代办了。
同时“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为了在交涉上留有缓冲的余地，往往先委托北洋从事初步谈判，保留着最后的裁决权，这一来使得李鸿章更易于扩张势力。
如此这般，李鸿章就不能不关心两江总督的人选了。
最好是能听他指挥，其次也要能合作的。
像刘坤一这样，李鸿章就觉得有许多不便，因而希望丁宝桢接任江督。
丁宝桢是他会试的同年，李鸿章一直很拉拢他，丁宝桢每次奉召述职时，京中上自王邸军机，下至同乡京官都要打点，无不是由李鸿章预备了整箱的现银。
这样的交情，他相信丁宝桢调任江督，一定能跟他合作无间。
至于李瀚章，除了贪黩之外，别无他能，而四川经丁宝桢整顿以后，是个可以卧治的省份，李鸿章是想为他老兄找个奉母养老的好地方。
这把算盘打得极精，哪知真如俗语所说的“人有千算，天有一算”
，彭玉麟的复奏到京，大出李鸿章的意外，竟是痛劾李鸿章的至亲赵继元。
赵继元是安徽太湖人，他的祖父叫赵文楷，嘉庆元年的状元。
赵继元本人也是个翰林，但肚子里一团茅草，“散馆”
时考列三等，分到部里当司官。
做官要凭本事、讲资格，赵继元倒有自知之明，自顾当司官既不能“掌印”
，而两榜出身虽可派为考官，却又须先经考试，这一关又是过不去的，不如当外官为妙。
于是他加捐了一个道员，走门路分发两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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