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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使得胡雪岩大吃一惊。
“为啥顿不长？”
“还不是他的‘沃不烂、煮不熟’的老脾气又发作了。”
“沃不烂、煮不熟”
也是杭州的俚语，有刚愎自用之意。
接着，汪惟贤举左宗棠在军机处议俄约及“海防”
一事，来支持他的看法。
原来新疆回乱一起，俄国以保侨为名，出兵占领了伊犁，扬言暂时接管，回乱一平，即当交还中国。
及至左宗棠西征，先后克复乌鲁木齐、吐鲁番等重镇，天山南北路次第平靖，开始议及归复伊犁，要求俄国实践诺言。
而俄国推三阻四、久假不归的本意，逐渐暴露。
于是左宗棠挟兵力以争，相持不下。
这样到了光绪四年秋天，朝议决定循正式外交途径以求了结，特派左都御史崇厚为出使俄国的钦差大臣，又赏内大臣衔，为与俄议约的全权大臣，许他便宜行事。
这年腊月，崇厚取道法德两国，抵达俄京圣彼得堡，立即与俄国外务部尚书格尔思展开谈判。
谈了半年才定议，而且崇厚以“便宜行事”
的“全权大臣”
资格，在黑海附近的赖伐第亚签订了《中俄返还伊犁条约》，内容是割伊犁以西以南之地与俄；增开通商口岸多处；许俄人通商西安、汉中、汉口，以及松花江至伯都讷贸易自由。
消息传回国内，舆论大哗，痛责崇厚丧权辱国。
而崇厚敢于订此条约，是因为背后有两个强有力的人在支持：一个是军机大臣沈桂芬，他是朝中足以与“北派”
领袖李鸿藻抗衡的“南派”
领袖，深得两宫太后的信任；一个是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以继承曾国藩的衣钵标榜，在军务与洋务两方面的势力，已根深蒂固，难以摇撼。
在议约的半年中，崇厚随时函商，获得沈、李二人的同意，才敢放心签约，而且未经请旨，即启程回国，留参赞邵友濂署理出使大臣。
沈桂芬、李鸿章虽都赞成伊犁条约，但二人动机不同。
沈桂芬是因为僵持的局面持续，朝廷即不能不派重兵防守，左宗棠的洋债就不能不借，长此以往，浩繁的军费会搞得民穷财尽，用心可说是委曲求全。
李鸿章就不同了，多少是有私心的。
第一，如果中俄交恶而至于决裂，一旦开战，俄国出动海军必攻天津，身为北洋大臣的李鸿章，就不知道拿什么抵挡了；其次，左宗棠不断借洋债扩充势力，自非李鸿章所乐见，伊犁事件一结束，左宗棠班师还朝，那就无异于解甲归田了。
无奈崇厚的交涉办得实在不高明，两宫震怒，士林痛诋，连恭王与沈桂芬主持的总署——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的诸大臣，亦觉得过于委屈，有改议的必要。
于是朝命以出使俄国大臣崇厚不候谕旨，擅自启程回国的罪名，开缺交部严加议处。
所议的俄约，交六部九卿、翰詹科道妥议具奏。
这就是明朝的所谓“廷议”
。
廷议的结果，崇厚所签的条约，无一可许，两宫因而召开“御前会议”
。
慈禧太后原想严办崇厚，加以“翰林四谏”
中的宝连与黄体芳上奏力攻崇厚，而且语中侵及李鸿章与恭王，这一来，崇厚便免不了革职拿问，交刑部议罪。
虽非锒铛入狱，但软禁在刑部提牢司的“火房”
中，这度日如年的况味，也就可想而知了。
此举是抵触《万国公法》的，各国公使群起抗议，但朝廷不为所动，一面派使英兼使法的钦差大臣曾国藩的长子曾纪泽兼使俄，谋求改约，一面将崇厚定了“斩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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