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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四十八年到过五千万两，最后剩下八百万两，但雍正十三年的极力整顿，到乾隆即位时，库存到了前所未有的六千万两的巨数。
以后乾隆四十六年，到过七千万两。
但嘉庆以后就不行了，到道光朝更是每况愈下。
“先帝崩逝当时，户部存银八百万两。
这三年来的数目不详。
洪杨军兴以来，用财如流水，想来现在正是开国以来最穷的时候。”
这一番夹叙夹议的谈论，不但周、吴等人有茅塞顿开之感，就是杨用之也觉得长了一番见闻。
钱谷一道虽是他的专业，却只了解一隅之地的财政，对朝廷大藏十分隔膜。
现在听王有龄讲得头头是道，心里便有这样一个想法：这位东翁，莫道他是捐班出身，肚子里着实有些货色。
他想到了王有龄的出身，王有龄恰好也要谈到捐班。
“弥补国用不足，再有一个办法是靠捐纳的收入。”
他说，“捐官的制度，起于汉朝，即所谓‘纳赀为郎’。
此后历代都有，但不如本朝的盛行。”
接着，王有龄便细谈清朝捐纳制度演变的经过，以及对中枢岁收的关系。
捐纳实缺虽由康熙为三藩之乱，筹措军费而起，但至雍正朝即成为“常例”
，捐纳收入几为国家岁收的一部分，只是比例不大，平均总在百分之十五左右。
捐例之滥，始于嘉庆朝，它的收入常为岁收的一半。
嘉庆七年那一年，捐纳收入更高达岁收总额的百分之八十以上。
“捐例一滥，其弊不可胜言。”
王有龄泰然说道，“我自己虽是捐班出身，但也实在叫我无法看得起捐班的。
只要有钱，不管什么胸无点墨的人，都可以做官。
做官既要先花本钱，那就跟做生意一样，一补上实缺，先要捞回本息。
请问吏治如何澄清得来？”
“这也不可一概而论。”
吴委员说，“赴试登进，自是正途，但‘场中莫论文’，要靠‘一命、二运、三风水’，所以怀才不遇的也多的是。
捐例开了方便之门，让他们有个发挥机会，不致埋没人才，也是莫大功德之事。”
“东翁见得极是。”
杨用之倒是真的心悦诚服，所以不自觉其矛盾地改了论调，“本朝的商税，原就不重，杂赋中的牙帖税、当税、牲畜税以外，买卖的商税，只有买别地货物到店发卖的‘落地税’，也就是‘坐税’。
至于货物经过的‘过税’，只有关税一种，如今酌增厘捐，亦不为过。”
“就是这话啰！”
王有龄口中这样在说，心中却已想到厘捐是否亦可在浙江开办。
一场议论，算是有了结果。
胡雪岩换了个话题，他很佩服钱江，所以这样发问：“杨老夫子可识得那位钱先生？”
“你是说钱江？”
杨用之答道，“我们不但认识，而且还沾些亲。
他字秋平，又字东平。
祖上曾做过山东巡抚，他老太爷也在山东做过官，此人从小不凡，样样聪敏，就是不喜欢做八股文章。”
“那怎么称作‘奇士’呢？”
吴委员笑道，“像这样的人，必是不中绳墨、别有抱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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