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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雾中，呼唤我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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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名字是个谜，像河里一把悠游的水草竟夹藏一条白花花闪电，碰到会触电，提醒我平凡人生里总有意想不到的遭遇，而每一桩看似无关紧要的遭遇，可能藏有奇特的赠礼。
不妨从头说起，由此回顾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乡下为婴儿命名之荒唐史，并佐证人的记忆会扭曲变形、自行修改成新的情节，所谓“真相”
像空谷幽兰，可遇不可求。
我的名字有个“媜”
字，完全违背那年代给女娃命名为“英、华、珍、云、凤……”
的“菜市场法则”
。
我出道甚早，或有好奇者以为我少年得志兼有不常见之名，必是诗香门第、祖荫护身，才会帮孩子取个高深名字，开条终南快捷方式。
这个字怎么来的？什么意思？怎么念？我到高中以后才一一解惑；它像个密码，被拣选的人身上必然带有胎记，即使刻意要忽略它，终究翻转成核心标志，无法更动这记号及其隐含的奥义。
我的名字是两个姑妈取的。
把时间拨回1961年，那时的台北街道百废待兴，从操着日语翻页变成强力推行国语也不过十二年，孤舟飘摇的台湾，离挣脱贫困还有一大段路要走。
那年，有个响亮口号：“经济发展要资本，资本形成靠储蓄。”
为了建设想办法吸收民间游资，当局号召全民响应“三一储蓄运动”
——一人一天存一元，储汇局因此推出“邮政一元储金”
。
我直接推测乡下鲜有人能共襄盛举，尤其每年必淹水的我村、淹得较深的我家，一天也榨不出一块闲钱。
那时，大姑妈与小姑妈两姐妹离乡打拼，在台北将军牌家电公司当作业员。
如果愿意闭眼聆听，必然听出二十世纪六十年代风中响着离乡女孩含泪的歌声。
自中南部、东北部、东部乡下的女孩大军涌至台北寻觅工作机会，这群生于日据末期或战后初期首批婴儿潮女孩，大多未受教育或仅有小学能力，被要求一天也不能耽搁地去赚钱养家，她们必须在婚嫁成为“外姓人”
之前回报原生家庭养育之恩。
所以，在那栋厂房里埋头苦干的是讲闽南语、认字有限的年轻女孩，她们的日子只值一小时一块多钱，所挣薪水除了留下房租和几块钱零用全部寄回家，迟几天未寄，家里便来电催索，无非是台风掀翻屋顶待修、阿爸酷酷嗽求医、阿兄做生意欠资、阿弟学费未缴。
厂房作业线的日子就像天花板灯管不容许闪烁，女孩们上下班打卡被管得死紧，只需低头作业不需抬头看窗外天气，晴雨跟她们无关，一只蝴蝶飞进来引起惊呼都算躁动。
二十二岁大姑妈与十四岁小姑妈亦在其中，她们连歌都没得听，因为那年警备总部通令查禁《我要你的爱》等二百五十多首打击民心士气、破坏善良风俗的国语歌曲，而闽南语歌譬如“月色照在三线路，风吹微微，等待的人耐也未来”
被严格控管的情况不必多言，虽然不久之后“新闻局”
开明地解禁本土电影中的“接吻镜头”
，声明那把大剪刀不会看到嘴对嘴就剪，只要是在正常恋爱进行中出现的男女接吻都可以保留，但未解释什么叫“正常恋爱进行中”
？爱上有妇之夫算正常还是不正常？但这种“德政”
与这群女孩根本无关，她们没钱看电影，更不知道什么叫“正常恋爱进行中的吻”
，嘴巴能吃饱就偷笑了，接什么吻？不三不四。
更正，她们也疯电影，那是两年后由李翰祥导演、凌波与乐蒂主演的黄梅调《梁山伯与祝英台》。
我故乡宜兰是歌仔戏发源地，两个姑妈自小深爱戏曲，见此电影如鱼跳回海洋，大姑妈看了十三遍。
当套着枷锁的青春遇到凄美爱情，谁能阻挡一无所有的女子在黑暗中化身为梁山伯为爱而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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