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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下坏了，倒叫他心里长时间不安，不过他的腿疾却神奇般地好了。
先生在医院享受国家领导人待遇，刚进来时住在聂荣臻元帅曾住过的病房里。
我和家人去看他，一切条件都好，但有两条不便。
一是病房没有电话（为安静，有意不装）；二是没有一个方便的可移动的小书桌。
先生是因腿疾住院的，不能行走、站立，而他看书、写作的习惯却不能丢。
我即开车到医院南面的玉泉营商场，买了一个有四个小轮的可移动小桌，下可盛书，上可写字。
先生笑呵呵地说，这就好了，这就好了。
我再去时，小桌上总是堆满书，还有笔和放大镜。
后来先生又搬到301南院，条件更好一些。
许多重要的文章，如悼念巴金、臧克家的文章都是在小桌板上，如小学生那样伏案写成的。
他住院四年，竟又写了一本《病榻杂记》。
我去看季老时大部分是问病，或聊天。
从不敢谈学问。
在我看来他的学问高深莫测，他大学时候受教于王国维、陈寅恪这些国学大师，留德十年，回国后与胡适、傅斯年共事，朋友中有朱光潜、冯友兰、吴晗、任继愈、臧克家，还有胡乔木、乔冠华等。
“文革”
前他创办并主持北大东语系二十年。
他研究佛教，研究佛经翻译，研究古代印度和西域的各种方言，又和英、德、法、俄等国语言进行比较。
试想我们现在读古汉语已是多么的吃力费解，他却去读人家印度还有西域的古语言，还要理出规律。
我们平常听和尚念经，嗡嗡然，不知何意，就是看翻译过来的佛经“揭谛揭谛波罗揭谛”
也不知所云，而先生却要去研究、分辨、对比这些经文是梵文的还是那些已经消失的西域古国文字，又研究法显、玄奘如何到西天取经，这经到汉地以后如何翻译，只一个“佛”
就有：佛陀、浮陀、勃陀、母陀、步他、浮屠、香勃陀等二十多种译法。
不只是佛经、佛教，他还研究印度古代文学，翻译剧本《沙恭达罗》、史诗《罗摩衍那》。
他不像专攻古诗词、古汉语、古代史的学者，可直接在自己的领地上打天下，享受成果和荣誉，他是在依稀可辨的古文字中研究东方古文学的遗存，在浩渺的史料中寻找中印交流与东西方交流的轨迹，及思想、文化的源流。
比如他从梵文与其他多国文的“糖”
字的考证中竟如茧抽丝，写出一本八十万字的《糖史》，真让人不敢相信。
这些东西在我们看来像一片茫茫的原始森林，稍一涉足就会迷路而不得返。
我对这些实在心存恐惧，所以很长时间没敢问及。
但是就像一个孩子觉得糖好吃就忍不住要打听与糖有关的事，以后见面多了，我还是从旁观的角度提了许多可笑的问题。
我说您研究佛教，信不信佛？他很干脆地说：“不信。”
这让我很吃一惊，中国知识分子从苏东坡到梁漱溟，都把佛学当作自己立身处世规则的一部分，先生却是这样的坚决。
他说：“我是无神论，佛、天主、耶稣、真主都不信。
假如研究一个宗教，结果又信这个教，说明他不是真研究，或者没有研究通。”
我还有一个更外行的问题：“季老，您研究吐火罗文，研究那些外国古代的学问，总是让人觉得很遥远，对现实有什么用？”
他没有正面回答，说：“学问，不能拿有用还是无用的标准来衡量，只要精深就行。
当年牛顿研究万有引力时知道有什么用？”
是的，我从来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牛顿当时如果只想有用无用，可能早经商发财去了。
事实上，所有的科学家在开始研究一个原理时，都没有功利主义地问它有何用，只要是未知，他就去探寻，不问结果。
至于有没有用，那是后人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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