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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生中没有当过教师,却常被人叫老师,就因为课文里的那几篇文章。
一次,我在山西出差碰到一位年轻的女公务员,是黑龙江人。
我说,你怎么这么远来山西工作?她说:“上学时学了《晋祠》,觉得山西很美,就报考了山西大学,又嫁给了山西人,就留在这里工作。
想不到一篇文章改变了我的人生。”
那一年,我刚调新闻出版署工作,陪署长回山西出差去参观晋祠,晋祠文管所的所长把署长晾在一旁,却和我热情地攀谈,弄得我很不好意思。
原来,他于中山大学毕业后在广州当教师,教了好几年的《晋祠》,终于心动,调回家乡,当了晋祠文管所的所长。
他说,感谢我让他与晋祠结缘,又送我一张很珍贵的唐太宗《晋祠铭》的大型拓片。
他说上午中宣部长刚来过,我都没舍得送他。
《晋祠》这篇课文一直到现在还使用,大约已送走了三十届学生,这其中不知还有多少故事,可能以后还会改变一些人的人生轨迹。
而我没有想到的另一个结果是,晋祠为此也大大增加了游客,带来了更大的知名度和经济效益。
常有北京的一些白领,想起小时的课文,假日里就自驾游,去山西游晋祠。
有了这个先例,不少风景名胜点,都来找我写文章,说最好也能入选课文。
最典型的是贵州黄果树景区,我曾为他们写过一篇《桥那边有一个美丽的地方》,他们将文章印在画册里,刻成碑立在景区,印成传单散发,还不过瘾,一定要活动进课文。
我说不大可能了,他们还是专门进了一趟北京,请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同志吃了一顿饭,结果也没有下文。
可见教材在人心目中的力量。
时隔二十一年后,2003年我的另一篇写瞿秋白烈士的散文《觅渡,觅渡,渡何处?》又被选入高中课本。
对我来说,从山水散文到人物散文,是一次大的转换,这在读者中的反响则更为强烈。
后来我的母校人民大学出版社就以《觅渡》为书名出了一本我的散文集,发行很好,连续再版。
秋白是共产党的领袖,我的这篇文章却不是写政治,也不是写英雄,是写人格,写哲人。
我本来以为这篇文章对中学生可能深了一些,但没有想到那样地为他们所喜爱。
我们报社一位编辑的朋友的孩子上高中,就转托他介绍来见我。
这个稚嫩的中学生跟我大谈党史,谈我写马克思的《特利尔的幽灵》。
北京101中学的师生请我去与他们见面,他们兴奋地交流着对课文的理解。
一个学生说:“这是心灵的告白,是作者与笔下人物思想交汇撞出的火花,从而又点燃了我的心灵。”
在小礼堂里,老师在台上问:“同学们,谁手里有梁老师的书?”
台下人手一本《觅渡》,高高举起,红红的一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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