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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铺排的表现手法,就是吸收了战国纵横家的说辞方式。
自从句式、音律等形式的围墙立起之后,赋的精灵,便在里面东冲西突。
它先是尝试使这个形式更完善,这就是发展到六朝时的徘赋,骈俪,排比,押韵,直到中唐以后的科举试体赋。
单就形式而言,我们无权否认它有什么不好,有什么不美。
如果能以这样严格、这样完美的形式写出能充分表达自己思想的文章当然更好,事实上也确实出现过一些内实而外华的好文(如江淹的《别赋》等)。
但是,这个标准实在太难了,不免常常因格律而害意。
物极必反,在形式上它既已登峰造极,于是要求打破旧形式而寻求新形式。
这时赋又反过来向文求救,这就是唐宋后文赋的出现。
赋又趋向散文化,押韵自由,句式长短错落,清新流畅,而且用典也相对减少。
韩愈是很推崇司马迁的,韩柳古文运动是司马迁“纯正”
散文的再次“提纯复壮”
。
伴随这个运动的另一成就,就是赋的第二次“杂交选择”
,不过这一次所借的他山之石不是《楚辞》和屈原,而是古文和司马迁了。
这就出现了以《秋声赋》《赤壁赋》为代表的、至今还熠熠放光的作品。
《秋声赋》中“其色……;其容……;其气……;共为声……”
那样的排句,《赤壁赋》中“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
那样的对偶都极精美,但作者并没有让它连篇累牍,而又常常间以散句,从表达内容上来说这样自由多了,从形式上说,只有散文才更能衬托出整齐的美。
从汉初的大赋,到唐宋的文赋,赋作为一种独立的文体,虽然保留了自己的基本形式,但是它“对外开放”
,向诗经、楚辞、古文借鉴,“积极引进”
,终于自身取得了不小的进化。
曾经格律极严的赋都能借诗借文不断地进行自身改革,我们今天自由的散文有何不可以向更广阔的艺术领域借兵,大刀阔斧地改革呢!
白话散文的历史当然不能和悠久的赋相比,但文学规律是相同的。
赋是从寻求某种形式出现的,白话散文是打破某种形式后出现的。
白话之脱出于文言,很像唐宋文赋脱出于六朝徘赋。
它刚刚形成之初实有一个发挥“杂交优势”
的阶段,出现了一大批好作品和一些大家,如鲁迅、朱自清等。
但值得引起注意的是,它发展到六十年代初便又有逐渐为自己套上一种框子的趋势,如公式化了的杨朔式散文。
当前散文面临的问题是在语言上怎样克服平淡而增加魅力,在内容上克服浅近而增加厚度,在形式上打破僵化而更自然和新颖。
针对这些问题值得我们再重温一下赋的生成和发展。
虽然铺排、用典和重格律,常被看成赋体的缺点,而许多赋在这方面也确实走得太远。
但这里也正隐藏着它的合理部分,今天我们继承这份遗产,切不可像列宁说的那样,将洗澡水和孩子一起泼掉。
《山西师范学院学报》1986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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