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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他所描写的刚不可摧、方不可变，也正是自己的形象。
二是理性精神——实事求是，按原则做事
范仲淹的独立精神决不是桀骜不驯的自我标榜，和逞一时之快的匹夫之勇。
他是按自己的信仰办事，是知识分子的那种理性的勇敢。
在我写瞿秋白的《觅渡》一文中，曾谈到这是一种像铁轨延伸一样坚定的信仰。
亚里士多德说：“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
范仲淹是晏殊推荐入朝为官的，他一入朝就上奏章给朝廷提意见，这吓坏了推荐人晏殊，说你刚入朝就这样轻狂，就不怕连累到我这个举荐人吗？范听后半晌没有反应过来，一会儿，难受地说：“我一入朝就总想着奉公直言，千万不敢辜负您的举荐，没想到尽忠尽职反而会得罪于您。”
回到家他又给晏写了一封三千字的长信说：“当公之知，惟惧忠不如金石之坚，直不如药石之良，才不为天下之奇，名不及泰山之高，未足副大贤人之清举。
今乃一变为忧，能不自疑而惊呼！
为公之悔，倘默默不辨，则恐缙绅先生诮公之失举也。”
晏殊是他的恩师，入朝的引路人，这件事充分体现了范爱吾师更爱真理的品格。
宋徽宗时，西北强敌西夏不断侵扰，范被任命为前线副帅抗敌。
当时朝野上下出于报仇心理和抗战**，都高喊出兵。
主帅命令出兵，皇上不断催问，左右不停地劝说，但他认为备战还不成熟，坚持不出兵。
主帅韩琦说：“大凡用兵，先得置胜负于度外。”
他说：“大军一动就是千万人的性命，怎敢置之度外？”
朝廷严词催促出兵，他反复申诉，自知“不从众议则得罪必速”
“奈何成败安危之机，国家大事，岂敢避罪于其间！”
结果，上面不听他的意见，1041年好水川一战，宋军损失六千人。
此后宋军再不敢盲动，最终按范仲淹的策略取得了胜利。
这种独立思考的理性精神到九百多年后类似一例，就是共产党的粟裕将军在淮海战役前中央三下其令要他率师渡江，他三次斗胆向中央和毛主席上书，建议战场摆在江北，终于为毛泽东所接受，这一决策使得解放战争提前胜利三年。
[1]
在人性中，独立和奴气，是基本的两大分野。
一般来讲，人格上有独立精神的人，在政治上就不大容易被收买。
我们不要小看人格的独立。
就整个社会来讲，这种道德的进步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
奴隶制度造成人的奴性，封建制度下虽有“士可杀不可辱”
的说法，但还是强调等级、服从。
进入资产阶级民主社会，才响亮地提出平等、自由，人性的独立才作为一种普遍的社会标准和道德意识。
这一点西方比我们好一些，民主革命彻底，封建残留较少；[2]中国封建社会长，又没有经过彻底的资本主义民主革命，人格中的奴性残留就多；[3]就是现在许多人也在变着法媚上，对照现实我们更感到范仲淹在一千年前坚持的独立精神的可贵。
正是这一点，促成了他在政治上能经得起风浪。
做人就应该“宠而不惊，弃而不伤，丈夫立世，独对八荒”
。
鲁迅就曾痛斥中国人的奴性。
一个人先得骨头硬，才能成事，如果他总是看别人的脸色，他除了当奴才还能干什么？纵观范仲淹一生为官，无论在朝、在野、打仗、理政，从不人云亦云，就是对上级、对皇帝，他也实事求是，敢于坚持。
这里固然有负责精神，但不改信仰、按规律办事，却是他的为人标准。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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