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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我们再来想想庄子的建议，“知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
，这没错，连罗特都表示了赞同，但问题是，我们如何判定所谓不可奈何的“命”
会不会只是习得性无助的惯性之下的悲观想象呢？——无论如何，沙皇政府总是希望陀思妥耶夫斯基和他的同志们不要总是妄想改变环境，不妨学着改变一下自己的心态嘛。
6
周代为中国人开创了一个强大的无神论传统，今天我们常说中国人缺乏信仰，其根源就在周代，而同一时期的古希腊却展现出复杂到难以计数的神谱，呈现出一种近乎泛滥的多神信仰。
但究其本质，周代的无神论倾向和古希腊的多神信仰却是无甚分别的。
在古希腊，奥林匹斯诸神并不比人高贵多少，虽然男神比男人更英武，女神比女人更妩媚，虽然诸神可以长生不死，但他们吵闹、自私、暴虐，甚至还会见利忘义，其情操反而远远不如人间的英雄。
这样的神祇显然很难引起人们的敬畏，而神界的生活看上去也并不比人间的生活更好。
引入罗特的理论，我们会发现古希腊的这种信仰特点恰恰是他们的现实处境塑造出来的。
希腊是当时希腊人所见的世界上文明最发达的地方，希腊的自由人生活优裕，对政治事务有着高度的参与性，自然也养成了高度的自信，内控倾向自然很高。
周人也是一样的，生活在当时“天下”
最发达的地区，其国人大约相当于希腊的公民，同样生活优裕，同样对政治事务有着高度的参与性，内控倾向同样会高。
但对于外控倾向较高的社会底层，事情显然就不一样了。
古希腊在主流的奥林匹斯诸神信仰之外，还有一种半地下的、被许多人视为邪教的奥尔弗斯教，宣扬灵肉分离、灵魂转世，在抑郁无助的现实生活中把幸福的期许寄托于来生。
今天我们熟知的基督教的灵肉分离的理论虽然一般被认为是柏拉图主义的影响，其真正源头却是古希腊的奥尔弗斯教，只是其间经过了毕达哥拉斯学派、苏格拉底、柏拉图等人的深化加工罢了。
与周人和古希腊人不同的是，一神信仰的犹太民族却是从沉重而漫长的苦难里挣扎出来的。
他们先后被埃及人奴役，被亚述人、波斯人欺凌，被罗马人统治，如果仅以现实生活为依据来评判一种信仰的价值，犹太民族的这段历史自然有必要和韦伯那部影响深远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参照来看。
但是，“知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
的犹太人并没有表现出外控倾向所伴随的典型特征，诸如无助感、抑郁、缺乏行动的动机等，甚至走向了相反的一面，这个问题是罗特无力解释的。
威尔顿等人解答了这个问题，提出对于一个外控倾向的人来说，如果外部力量来自于对至上神灵的强烈信仰，他就不易陷入那些消极情绪中去。
（Welton，Adkins，Ingle&Dixon，1996）应该说，信仰为境遇找到了积极的解释，这就很好地解决了认知失谐（itivedissonance）的问题。
认知失谐理论是费斯廷格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提出来的，其灵感来自于1934年发生在印度的一场大地震，在这场地震之后，人们散布着一种恐怖而毫无根据的谣言，说一场更大的地震即将大面积地发生。
令费斯廷格不解的是，人们为什么乐于散布这种谣言来增加焦虑呢？随后他若有所悟，这种谣言不是为了增加焦虑，而是为已有的焦虑来做辩护的。
地震使人们陷入恐慌，即便是在震区以外的人也会对这种突如其来而无可奈何的天灾心生恐慌，但这种恐慌明明毫无依据，由此而引发了相当程度的心理不适，于是他们散布这种谣言，以证明自己的恐慌是事出有因的。
这就意味着，人为了避免或减弱认知失谐，总会给自己的行为或态度以一个“合理化”
的解释，（FestingerL.&CarlsmithJ.M.，1959）这就是“如果你无法改变这个世界，你就要学会改变自己的内心”
这句心灵鸡汤的心理学解释之一例，同样也解释了为什么一个说谎的人常常也会被自己的谎言骗到。
这其实也算是一种哲学的解决方案，你处理的不是事情本身，而是你自己的观点和态度。
事实上，庄子的学说经常被人们用来解决认知失谐的问题。
7
在庄子看来，在无可奈何的命运面前，或者应该像孔子对叶公子高的劝慰那样为所当为而无暇多虑，或者应该像申徒嘉对断脚的态度那样，坦然接受而毫无怨言。
至此我们会生出一个庄子式的疑问：叶公子高之所以会被楚王委派给出使齐国的任务，一定是因为楚王相信他有这方面的才能；颜榖之所以会受聘做卫灵公太子的老师，一定是因为卫灵公相信他有这方面的才能；如果他们没有这种才能，岂不是就没有这些烦恼了吗？
是的，与其“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
地去做事，不如根本就没有事情找上自己。
匠石之齐，至于曲辕，见栎社树。
其大蔽牛，絜之百围，其高临山十仞而后有枝，其可以舟者旁十数。
观者如市，匠伯不顾，遂行不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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