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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庄子·内篇·德充符》里出现过一句类似的“知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
，故事的起因是断了脚的申徒嘉和郑国的名臣子产都做了伯昏无人的弟子，子产仗着自己的地位看不起申徒嘉，申徒嘉说：“我的形体虽然有了残缺，但是，知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这只有有德之人才做得到。
什么是命呢？好比一个人走到神射手羿的射程里，站在必定被射中的地方，但他居然没有被射中，这就是命。”
脚断了，这就是申徒嘉的命，既不怨自己，也不怨任何人。
不管积极治疗还是怨天尤人，脚都不会再长出来，既然如此，不如安然接受之，是为“知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
。
这个故事的确比叶公子高的故事多了一点消极因素，似乎和孔子的“知其不可而为之”
形成一定程度上的对立。
《庄子·外篇·达生》做了一个总结，说“达生之情者，不务生之所无以为；达命之情者，不务命之所无奈何”
，[57]这是说懂得养生的人不追求生命所不必要的东西，通达命运的人不追求命运所无可奈何的东西。
这是一个普世性的处世良方，尤其对于那些惯于谨小慎微的人，比如笛卡尔。
的确，笛卡尔提出过一个一模一样的行为守则：“始终只求克服自己，不求克服命运；只求改变自己的欲望，不求改变世界的秩序。
总之，要始终相信：除了我们自己的思想以外，没有一样事情可以完全由我们做主。
所以，我们对自身以外的事情尽了全力之后，凡是没有办到的，对于我们来说，就是绝对办不到的事情。”
于是乎“生了病也就不会妄想健康，坐了牢也就不会妄想自由”
。
这虽然是一个很诱人的逍遥自适之计，但笛卡尔认为，“一定要经过长期训练，反复思考才能熟练地从这个角度去看万事万物”
。
（《谈谈方法》，第21页）
笛卡尔似乎比庄子还要消极一点，但他比庄子更加清晰地界定了何谓“命运所无可奈何的东西”
。
庄子的话就模糊多了，于是，对于庄子的追随者们，理解他这些观点本身倒不会有什么困难，困难的是怎样确定一件东西到底是不是“命运所无可奈何的东西”
。
在许多人看来，申徒嘉的脚看上去毫无疑问地属于此类，但也有反对的声音，我们很容易就会想象出某些人生导师豪情万丈地劝说申徒嘉：要保持信心，积极寻找治疗方法，也许哪一天真的会出现奇迹。
近几十年来，安乐死的反对者中就常有这种论调，也的确有奇迹屡屡出现在人们面前。
但对于偏重于理性思维的人来说，奇迹显然属于太过醒目的个案历史信息，不足以成为判断的依据，而从统计信息来看，奇迹是如此一种小概率事件，以至于对它的任何期待都会遭到理性的嘲笑。
即便在乌托邦（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里，被疾病纠缠而无能为力的人也是会被开明地劝以自杀的。
那么，庄子的话究竟有几分在理，实践当中究竟会发生什么问题，看来我们得好好地梳理一番。
以现代视角检视庄子的推论，首先，子女爱父母，臣子忠君主，这真有普世意义吗？叶公子高对于强人所难的命令为什么不可以回绝呢？
子女爱父母，这真的是命吗？行为主义阵营里的现代学者们很难接受这样的说法，但罗森布鲁姆与亨利·哈罗研究虐童问题，发现在所有的案例当中，饱受虐待的孩子们几乎无一例外地爱着虐待他们的父母，甚至会表现出一种强烈的依恋情绪。
他们用猴子来做实验，观察到了同样的现象，由此提出的解释是：依恋是一种非常强烈的基本需求，其正性的影响远比虐待所带来的负性影响要大。
（Rosenblum&Harlow，1963）
不知道这项研究的应用范围能否扩大一步，和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结合起来以解释为什么许多饱受奴役的草民百姓会发自内心地拥护一个奴役着他们的暴政，并对一片生之养之却奴役之、虐待之的土地产生出一种被誉为至高美德的刻骨的爱恋。
如果不对这个细节过于推敲的话，我们不妨把庄子之“命”
抽象地理解为一种天然而不可抗拒的力量，它通常会表现出不可预料及不可知的特性。
比如地震，即便在今天的科技水平下，它仍然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可预料的。
如果一位“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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