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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灭质,博溺心,然后民始惑乱,无以反其性情而复其初。
由是观之,世丧道矣,道丧世矣,世与道交相丧也,道之人何由兴乎世,世亦何由兴乎道哉!
道无以兴乎世,世无以兴乎道,虽圣人不在山林之中,其德隐矣。
隐,故不自隐。
古之所谓隐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见也,非闭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发也,时命大谬也。
当时命而大行乎天下,则反一无迹;不当时命而大穷乎天下,则深根宁极而待:此存身之道也。
(《庄子·外篇·缮性》)
大意是说,上古之人生活在混沌之中,淡然而无所求。
那个时候,阴阳和谐,鬼神不来骚扰人世,四季正常流转,万物不受伤害,生物不会夭折,人的智力无处可用,这就是所谓的“至一”
,无所作为而顺应自然。
后来世道变坏了,到了燧人氏和伏羲氏治理天下的时候,只能顺应民心而已,却无法返回至一之境。
后来世道更坏,神农和黄帝治理天下,连顺应民心都做不到了,只能维持天下的安定罢了。
等到唐尧和虞舜的时候,大兴教化,重视文饰和学问,曾经的淳朴便被彻底地破坏掉了,人的心眼也越来越多,迷乱的民众再也无法回到本初的自然状态了。
在这样的世界里,得道高人就算不隐居在山林里,他的德行也好像被山林遮蔽了一样。
所以说,隐士并不是自己愿意去隐居的。
古代所谓的隐士,并不是躲着不见人,并不是闭着嘴不表态,也不是揣着明白装糊涂,而是“时命大谬”
,没赶上好时候。
如果遇到合适的时机而大行于天下,他们就会返回“一”
的境界而不显露行迹;如果时机不合适,处处碰壁,就潜藏而等待,这就是存身之道。
“反一无迹”
,听上去颇具诗意,这样的庄子很像是意象派诗人艾米·洛威尔在中国式小诗《落雪》里描绘的那样:“雪花围着我低语,我的木屐在身后的雪地留下印迹。
但没人会走过这条路,追寻我的足印。
当寺庙的钟声再次响起,它们将被遮掩,将会消逝。”
如果把诗境打碎,这样的场景未必值得羡慕,似乎还是“当时命而大行乎天下”
更好一些。
于是,可以与《缮性》这段文字参照的,是《秋水》里假托孔子的一段话,说在尧舜的时代,天下没有不得志的人,这并不是因为他们的智慧超卓;在桀纣的时代,天下没有得志的人,这也不是因为他们的才能低劣。
所以说《庄子》是乱世之书、过激之辞。
隐居,只是不得已的选择;隐居,也是在等待机会。
——庄子可以正言若反,统治者也可以反言正用:一个时代隐士多,就说明政府很糟糕,那么,为了证明这个政府不糟糕,就不能容忍这些人继续隐居。
韩非子为此奠定过理论基础,说太公望受封齐国的时候,当地有狂矞、华士两兄弟,他们不臣天子,不友诸侯,耕作而食,凿井而饮,自给自足而无求于人。
太公望无法容忍这种人的存在,派人把他们抓起来杀了。
周公旦在鲁国听说了这事,责问太公望说:“狂矞、华士都是贤人,你才赴任就杀贤人,这像什么话!”
太公望为自己做了许多辩护,大略是说,先王留下来的治国之道非爵禄则刑罚,但是像狂矞、华士这种人,爵禄刑罚对他们都没用,当君主的没法统治他们,留他们做什么呢,还怕他们乱法易教呢,还是杀了的好。
(《韩非子·外储说右上》)
从这个角度来看,庄子也幸好生在群雄竞逐的乱世,如果是生活在天下一统的暴政之下,想隐居怕也难了。
西晋葛洪就生活在类似的情境之下,又有一再辞官的经验,于是假托附势公子和怀冰先生的对话,辩解说尧舜在位的时候有隐者许由,大禹在位的时候有隐者柏成子高,圣明的时代是有包容力的,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性情自由地选择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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