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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刘永好的弟兄们筹划着同生产队联办一家电子厂，可当筹集到资金，拿出音响样品时，却被“枪毙”
了，开什么黑店？有这种“公私融合”
的政策吗？
于是，刘永好小心翼翼地关注着国家每一项大政方针的细微变化：
——政府的文件说到对私营经济的政策时，“大力发展”
的提法取代了“适当发展”
；
——第八届全国政协委员里，新进了包括刘永好在内的20位私营公司领导者，而且对他们首次使用了“非公有制经济界代表”
的称谓；
——李鹏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里明确提出：各种所有制形式“长期共同发展”
；
——被称为“国家队”
的国有公司，现在允许同外资公司“嫁接”
，小厂还可以公开租赁、拍卖给私人。
目光敏锐的刘永好在思索：这些到底是偶然的巧合，还是市场经济给国家政策带来了新的突破？这种政策变化，让刘永好有一种预感：新一轮的发展机会，已一步步地向希望集团走来了。
于是，在政协会上，刘永好大胆地提出了“国有、私营，优势互补，共同发展”
的构想，他形象地称之为公私公司的“杂交组合”
。
此后不久，刘氏兄弟与湘、赣、鄂等省的七八家饲料厂签订了合资合同，并在一两个月内就完成了改造任务，投入生产，现在已办得红红火火。
的确不错，刘永好再一次尝到了吃透国家政策的甜头。
于是乎，国有公司雄厚的固定资产、购销渠道和人际关系及技术、管理人才，同刘氏公司适应市场经济的经验与机制，商标和资金，组合进新的公司里，并迅速变成了巨大的效益。
可以说，时时刻刻地密切关注国家政策的变化使刘永好在商战之中总能把握决胜先机。
相信这位“中华饲料王”
——刘永好的经验一定会给许多中国商界的后起之秀们以深刻的启示。
当然，国家大政策，对于商人来说，自然是利益攸关。
但是，也有不少商界的投机人士，视国家政策为无物，甚至热衷于钻国家政策的“空子”
，结果自然可想而知。
正如打篮球必须遵守球场上的规则一样，在中国的市场上做生意就不能偏离国家政策规定的轨道，否则难免会一失足成千古恨，错过了合法经商的大好时机。
（2）“我相信中国的政策”
有些商人热衷于从事效益高、来得快的生意，比如房地产业。
但由于缺乏对国家大政策的预见和理解，往往吃了不懂政策的亏而大伤元气。
例如，1988年全国治理整顿，政府又三令五申停建楼堂馆所，不少投资房地产开发业的商人，望着被迫停建的建筑而痛心不已，无所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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