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吗？当然不是。
动物之间永远不会有这种大屠杀，永远不会有大批尸体顺流而下以致堵塞水闸的一天。
只要吃饱了，不说猪狗牛羊，就是豺狼虎豹，也大多没有攻击倾向，更不会攻击同类。
这是“蒙昧无知”
的结果？当然也不是。
原始人之间不会有这种大屠杀，人类学家们对非洲、南太平洋群岛等地所有现代原始残存部落的调查，可以证明除非遇到严重的生存危机，他们并不会制造战争。
夺地掠粮的互相残杀当然是有的，但有组织的和大规模的群类灭绝可说是闻所未闻。
恰恰相反，只有知书明理的一些文明人，才有了一种全新的能耐，用宗教的、民族的、阶级的、文明的种种理论生产，把一群群同类变成非生命的概念靶标，于是出现了十字军征讨异教和印度分治时两教相残的屠杀，出现了德国纳粹铲除犹太人及其它异族的屠杀，出现了殖民者在美洲、非洲、亚洲扫**所谓野蛮人的屠杀，出现了苏联大肃反和中国“文革”
中纯洁阶级队伍的屠杀……这些屠杀师出有名，死者数以万计乃至百万计，以至民间社会中的世俗暴力在历史论述里差不多可以忽略不计。
当被杀者成为一批批可以从容删去的符号时，杀人才可能变成一项无动于衷的作业，不会有任何道德的负罪感。
我们受益于阶级理论的创造，一如曾经受益于有关宗教、民族、文明的种种理论创造，如果没有这些创造，这颗星球至今只能是一片荒蛮和黑暗。
但我们有什么理由把这些语言体系的繁殖仅仅当作救世福音？正是在这些繁殖之下，小恶减少了，大恶却悄悄地临近，与各种社会进步成果形影相随。
章太炎在《俱分进化论》中指出：“昔时之善恶为小，而今之善恶为大”
，不失为一种清醒的洞察。
这一切是人的故事而不是动物的故事，是文明人的故事而不是原始人的故事。
与其说大屠杀是兽性发作，不如说是人性发作；与其说是人性发作，不如说是理性发作，是理性的严重偏执和失控。
可惜的是，在回顾历史的时候，包括我在内的很多文化人用电影、小说、报告文学、回忆录乃至政策文件，刚好把这个历史颠倒了。
1978年以后的中国大多数“伤痕文学”
，将大屠杀这一些人性现象无端推卸给兽性，将文明的罪恶无端栽赃于本能、欲望、潜意识等生理自然——这样做当然省事，拍拍手就万事大吉。
我们在一系列作品里流于人云亦云地清算悲剧，同时人云亦云地曲解悲剧，实际上为下一次悲剧的到来预留了入口。
我们在悲剧过后忙于指责他人，似乎自己都是满肚子苦水的受害者，是咬着牙关和满脸悲容的真理守护者，唯低学历的大老粗以及其他群氓才是大悲剧的社会基础。
我们踏上红地毯的时候，举起庆功酒的时候，宣布一个明媚春天正在到来，似乎人们只要用文明反对野蛮，用知识反对蒙昧，用现代反对传统、用高学历反对低学历，就能永远告别苦难——没有人能对这结论表示异议。
即使是那些已经被我们暗中指定涉嫌野蛮和蒙昧的人群，也都相信传媒上的英明真理。
他们似乎不明白，文明是不可以珍藏而是只能创造的，知识是不可以承袭而是只能再生的，再优秀的理性遗产，特别是人文理性遗产，也不能由几张现代高学历文凭来保质和保值，恰恰是只能在最大多数的实践者那里重新获取生命。
我在六年乡村生活后走进了大学校园，从此有了很多大学校友，参加过很多校友联谊活动，分享着一种社会中坚的自豪。
说实话，我在这些活动中不大自在。
有些热心人一再编印和修订校友花名册或者通讯录，上面一个个官职和学位赫然在目，传真号与手机号的有无多少也是微妙暗示。
没有这些标识的一些校友姓名，显得有些孤单，有些寞落，似乎人生虚度，毕业后这么多年还是生活一片空白，穷酸得连个电话也没有。
留个什么寻呼机号码或分机号码，只能让人笑话。
联谊活动也常常设有会场，坐到主席台的自然是一些所谓成功者，做了官的，发了财的，出了名的，给母校或联谊活动提供过赞助的，给母校或联谊活动将来可能办点大事的，反正都不是等闲之辈，其意气飞扬和高声大气，也暗示着这个位置非他们莫属。
这里与其说是校友联谊，毋宁说恰是平等校友关系的取消，是三六九等地一次次重排座次。
排在最低等级的，当然是那些最忠实履行了校训的校友，比如仍在教学岗位上的师范生，仍在工厂里忙碌着的工科生，仍在农田里奔波的农科生。
他们在这种场合黯然失色，无足轻重，有点灰溜溜的感觉。
他们似乎也很知趣，如果没有缺席，就坐在听众中最边缘和最靠后的位置，尽可能从你的视野里消失。
校友们还是很热情的，特别是所谓成功了的校友们很热情，把一次次联谊都做成了热情的放大镜，使平时不易察觉的地位分化，任何微小的等级区别，都在放大镜下暴露无遗，纤毫毕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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