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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除了中国西北的突厥、蒙古等民族拥有广阔的草原，中国西南的“三苗”
或“百越”
大多依山傍水而居，危峰断隔，深流拦阻，生活在十分窄逼的空间里，如贵州苗民生活在“地无三尺平”
的地方，并没有多少活跃的条件。
他们之所以对歌舞有更多的练习，对彩饰、节拍、形体动作等等表现出更多敏感和技能，很可能是因为文字这种工具不够用。
相比之下，汉人早早有了文字化的大脑，已经丧失了很多可贵的象符，包括用肩膀和臀胯来表达尊敬或忧伤的能力，用木叶和木鼓来表达思念或愤怒的能力，用腰带、项圈、头帕、各种针绣花边表达友爱和庄重的能力。
汉人的舞蹈、音乐、诗歌、美术创作，常常在所谓少数民族那里得到营养和动力，是一个不诤的事实。
汉人的服装，除少数贵族有些“行头”
的讲究之外，就民间服装而言，比诸一些所谓少数民族要呆板和简陋得多。
虽然作为强势群体的服装，有时也被夷地的男人们效仿，但在感情更为纤细灵敏一些的夷俗女人们那里，就不那么容易被接受。
苗、侗、瑶等地“男降女不降”
的服装现象，可能就伏有这样的原因。
汉人恋爱或求亲，常见的是写字条或者开口说，有时候甚至送上一份彩礼便完事。
写过《傩史》的侗族学者林河先生曾经告诉我：这真是呆得不可思议。
他还告诉我，他们这些到汉区都市里参加工作的侗人，好些都感到不习惯，最终一个个跑回侗山里去了，情愿种包谷当山民，也不愿意在城里吃国家粮。
我想其中可能不排除这样的原因：那些人肯定有一种说不出的苦闷，肯定觉得汉族是一个粗鲁和乏味得让人避之不及的民族，是一群服饰的哑巴，也是一群肢体的聋子。
这正像奥地利、德国等中欧民族，在诞生了莫札特、贝多芬、门德尔松、瓦格纳、巴赫等音乐巨匠之后，肯定觉得中国人——特别是大力砸碎文化传统以后的近代中国人，无异于一些音盲，连半音与和声都辨不明白，难怪都变成了大嗓门，不论红喜事还是白喜事也只剩一个“闹”
。
还有法国、荷兰等西欧民族，在诞生了马奈、塞尚、莫奈、高更、马蒂斯、毕加索等美术大师以后，肯定觉得中国人——特别是大力砸碎文化传统以后的近代中国人，无异于一些色盲，竟把几十种各不相同的灰色看作同一个灰，把几十种各不相同的黑色看作同一个黑，难怪穿起衣服来只有一个大红大绿的俗。
在很长的时间内，中国汉人也把欧洲人、印度人、日本人等等视为“夷”
，与境内诸“夷”
相混淆。
对于这些感觉官能已有不同程度障碍的汉人来说，想象另一种听觉或者视觉，想象那些细腻感觉里的文化蕴积，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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