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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观念”
这两个概念约定特别的涵义。
法国籍的捷克作家昆德拉在长篇小说《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描写了一个情节：1968年，捷克很多自由派人士发起“两千人上书”
的改革行动，采用了一张宣传画，标题是：“你还没有在两千人上书中签名吗？”
画中是一个人直楞楞的瞪着观众，严厉地向观众伸出食指。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一年后苏联红军入侵捷克，严厉清查和迫害自由派人士，同样是采用了这张宣传画，满街都张贴着直楞楞的眼光和逼向观众的严厉手指，连标题也差不多：“你在两千人上书中签过名吗？”
在这里，我们可以说，两张宣传画代表不同的政治观念，却表现出同样的性格特征，表现出一种超政治的普遍性体态暴力，足以引起作者的震惊。
这个情节还没有完，当小说的主人公遇到儿子的时候，儿子带着同伴来动员他一同参加抗议签名，就是在这同一张宣传画下，表现出同样咄咄逼人的威迫。
主人公犹豫之余，拒绝在新的抗议书上签名。
他并不是反对抗议，而且他已经被入侵当局砸掉了饭碗，已经屡遭迫害，再没有什么可以丢掉的了。
但他不能接受一种强制，不能接受来自宣传画里的目光和手指。
在昆德拉看来，反专制的观念里可能透出专制的性格。
那么这到底是专制还是反专制？
性格与观念两相剥离的时候，性格常常表现为一种身体语言，表现为“怎么做”
而不是“做什么”
，或者说是通过“怎么做”
来隐秘地“做什么”
。
可惜的是，人们并不都是昆德拉，在这种隐秘的“做什么”
面前常常是一个瞎子。
很多理论教科书和历史教科书，只告诉我们谁是专制的而谁是民主的，但不告诉我们此人是“怎样”
专制或“怎样”
民主的；只告诉我们谁是立宪党而谁是保皇党，不告诉我们他们是“怎样”
的立宪党或“怎样”
的保皇党——比如说他们是不是有一根修长的手指，经常咄咄逼人地指向人们的眉心。
在这些理论家和史学家看来，一根手指是人生小节，无关宏旨，不值一提。
这正暴露了他们与昆德拉的区别，与文学的区别。
文学总是喜欢注意小节，注意生活中琐屑的具象，就像一个虚拟的在场者，注意现场中一切可看、可听、可嗅、可尝、可触的事物，因此与其说文学在关切人们在“做什么”
，不如说更关切人们在“怎么做”
，即“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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