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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过去我们的教育体制是把理科、工科、医科、文科都过细地分开，学科之间很难相互了解和沟通。
人的素质很重要的一条是对社会的了解程度，应该广泛地懂得社会各门学科，至少对有些学科有个概念性的了解，使大家能够更好地沟通和讨论，这样整个社会发展的步伐就会加快。
“工程”
这种正确的科学方法和科学思维，对我们正在进行着的教育体制、内容和教育方法的改革，都具有很好的启迪作用。
最后，柯俊讲道，夏商周断代工程，不仅是国家交给的任务，也是祖先赋予我们的一项使命和责任。
尽管“工程”
成果还需要进一步改进，但总的来看，“工程”
的成果是伟大的，也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不仅对得起国家、民族，同样对得起祖先，而且对后代子孙也是功德无量的。
除三个学会的负责人发言外，与会学者分成历史组、考古组、科技组等三个组，对“工程”
成果展开了广泛的讨论。
在历史学组的讨论中，来自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和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的詹子庆、陈恩林两位教授认为，夏商周断代工程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支持，是学术界的一件盛事。
经过几年的努力，“工程”
已取得了显著成效，目前所提供的年代方案，可以说是现阶段的最佳方案。
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王宇信、宋镇豪两位研究员颇有感慨地发表了自己的见地，认为夏商周断代工程是一个世纪课题，现在提供的这个报告，既是对过去年代学研究的总结，也是将来年代学研究的开始。
“工程”
能取得这样的成果，可以说是中国学术界到目前为止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
当然，其中有些问题尚不能明确得以解决，但这不是因为我们的研究水平不够，而是材料不足，这些研究可留待后人继续去做。
现在我们能把问题提出来，本身就是对学科的一种推动。
夏商周断代工程集中了各方面的人才，联合攻关，推动了有关学科的发展，同时又培养了一批跨世纪的复合型人才，实在是功不可没。
来自华东师范大学史学史研究所的谢维扬教授说道，“工程”
启动以来，历史学界寄予了很大期望，现在的结果不仅达到了期望，有些还超过了期望。
“工程”
的成就是多方面的，如采用了多学科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为今后的历史学研究提供了借鉴。
“工程”
所得出的许多有价值的结论，可作为今后古史研究的依据，这对整个历史学研究无疑会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
来自吉林大学的吴振武教授，在代表历史学组讨论的总结性发言中，对夏商周断代工程所取得的成果，从几个方面做了概括：第一，年代学的研究方法，不仅使古史学研究者学到了许多东西，更为重要的是，通过这次“工程”
的研究，我们知道了哪些方法在年代学研究中是可行的，哪些方法是行不通的，今后的研究，在许多问题和方法上可以少走弯路；第二，在研究中所涉及的基础性文献资料，“工程”
都做了彻底的清理，这是前人所未能做到的；第三，给出了许多有价值的结论，可作为今后古史研究的依据；第四，“工程”
能够组织如此大规模、多学科的联合攻关，是一次大胆的创新和尝试，这种方式，既出了成果，又培养了人才，是应当给予充分肯定和称颂的。
来自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的苏荣誉研究员，受中国科技史学会负责人和大会科技组主持人的委托，对讨论的情况在总结性发言中说道：科技组对“工程”
的总体评价是，“工程”
用了几年时间，动用了全国200多位专家学者，这样大规模的联合攻关是少有的，所取得的成绩是巨大的，其研究方法是科学的，结论也多是可靠的。
“工程”
达到了预定的目标，所取得的成果是一份比较合格的答卷。
就我个人而言，有幸在1995年随席泽宗先生参加过“工程”
的早期动员会，我觉得现在的成果比我当时的期望要好得多，其中，14C测年有很大的创造，确实有新突破，比如武王伐纣的结论就很可信，原来以为夏商分界定为±50年、夏始年±100年就不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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