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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这件器物被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
鉴于此器铭文重要的学术价值，1983年，李学勤等中国学者，趁在美国参加学术会议的机会，对这件记载中的“鲜盘”
原件再三探访，希望能一睹其庐山真面目。
遗憾的是，他们始终未能得知这件神秘器物的半点讯息。
正当李学勤踏破铁鞋无觅处之时，1986年春天，他应邀赴英国同当地学者合作研究欧洲收藏的中国青铜器。
就在此期间，李学勤无意中在英国伦敦埃斯肯纳齐商行见到了他盼望已久、寻访了几年的神秘“鲜盘”
。
通过对原件和照片的反复观察，他认为这是真器真铭，并非伪造，只是器物并非《汇编》所称的盘，而是一件簋，应称鲜簋为是。
鲜簋铭文拓片
鲜簋
此器通身覆有光润的青绿色锈，布有红褐色锈斑，铭文共5行，44字。
经释读为：
惟王卅又四祀，唯五月
既望戊午，王在弅京，禘
裸玉三品、贝廿朋，对王
休，用作，子孙其永宝。
按照李学勤的考释，这篇铭文的大意是：在王的三十四年五月既望戊午这一天，王在弅京（宗周宗庙所在）向昭王进行禘祀。
鲜受到王的褒奖，饮了鬯酒，王赏赐他三种裸礼用的玉器（裸用瓒挹取鬯酒，瓒系金勺玉柄，其柄属于圭、璋之类）和二十串贝。
他感激王的恩惠，乃作此器，使子孙长期珍藏纪念。
在以上的考释中，李学勤认为铭文中的“禘”
当为祭名，而当时的周王既然出面祭祀昭王，则作器时代必然晚于昭王。
考虑到鲜簋的形制、纹饰尚有西周早期遗风，其年代不可能太晚，据文献记载，西周早期昭王以后至西周中期夷王之前，在位33年以上者，唯有穆王。
因此，“工程”
专题研究人员推断，此器的时代唯一的可能就是穆王三十四年。
按虎簋盖铭文推算的时代，穆王元年为公元前976年，则穆王三十四年为公元前943年。
从历日干支看，五月壬寅朔，戊午为十七日，与既望相合，所以以上推定的年代应是可靠的。
3.静方鼎与昭王之年
1996年，日本出光美术馆出版了《馆藏名品选》第三集，其中编号为67的一件是中国西周时期的青铜器——静方鼎。
这件器物在此之前不为学界所知，前些年李学勤和其他学者去日本访问这家美术馆时，也未曾见到。
当静方鼎突然被公布之后，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
按李学勤的推想，此器可能入藏不久，但后来又听说该器外部曾附有一个旧的囊匣，由此又推想并非是新出土之物。
但这件珍贵的器物到底出土于何时、何地，怎样流散于外域并辗转到出光美术馆落户，恐怕没有一个中国学者说得清楚。
在1995—1997年期间，北京大学考古系副教授徐天进赴日本对部分美术馆和博物馆收藏的中国青铜器做了初步调查。
经出光美术馆的同意，徐天进对该馆所藏部分青铜容器进行了实测和墨拓，其中的静方鼎引起了他的格外关注，就该器的形制、纹饰、铭文等做了研究，并发表了《日本出光美术馆收藏的静方鼎》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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