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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呼吁已得到初步实现。
但是这个实现绝不是传统文献的证实，而是一个在传统文献日趋失效的情况下，依靠考古学材料重新构建的过程。
毋庸置疑的是，李伯谦的这部论文集正是重建中国上古史实践中极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
当李伯谦承担了夏商周断代工程中“晋侯墓地的分期”
这一专题任务之后，他即清醒地认识到，晋侯墓地各组墓怎样排序和其年代范围如何，是正确推定各墓墓主的前提条件。
早在1994年，考古人员在发掘编号为M93的一座大墓时，曾发现M93打破了西周晚期的灰坑，这表明该墓年代的上限不能早于西周晚期。
至于其他各组，均未发现墓葬与文化层、文化层与墓葬或墓葬之间相互叠压打破的现象，因此不可能从地层关系上确定8组17座墓的早晚序列，只有借助其他有关遗迹现象和墓葬随葬品的组合与形制另行分析，才有可能得出符合实际的科学结论。
在主持专题研究期间，李伯谦同其他研究人员一起，在吸收了晋侯墓地的发掘者刘绪、徐天进、罗新及其他考古人员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着重对各组墓葬的器物进行标型学研究，以理清其内在的逻辑关系。
从八组墓葬所出土的陶鬲排比中认识到，虽然这些鬲并不同型，但可以看出其先后演化次序，并大致可以排出墓葬的顺序。
另外，有的墓葬虽因被盗，出土的铜器已不完全，但同类同型器物排列起来，也可以明显看出其变化的轨迹。
至于墓葬的年代范围，可以通过与已知年代的墓葬的对比来确定。
如将晋侯墓地最早的一组，M9所出土的器物和宝鸡茹家庄M1号大墓、长安长甶墓等出土的器物比对，发现其特点基本一致。
由于学术界多认为后两座大墓是西周穆王时期的，故晋侯墓地的年代上限不得早于穆王。
又如晋侯墓地最晚的一座M93号大墓所出土的陶鬲，与天马—曲村遗址晋文化第四段的陶鬲相同，所出铜鼎的式样又与宋代《考古图》等书著录的晋文侯时的晋姜鼎十分类似，两者均为典型的东周早期样式，故晋侯墓地的年代下限显然已入东周。
晋侯墓地平面示意图
既然晋侯墓地的年代范围已限定在西周中期偏早至东周初年，八组墓的先后排序也已明晰无误，根据铜器铭文中晋侯名讳的考释并与《史记·晋世家》及一些先秦典籍有关记载做比较研究，进而可推定出八组晋侯墓的墓主，依次是：
第一组M9、M13晋武侯宁族及夫人。
第二组M6、M7晋成侯服人及夫人。
第三组M33、M32晋厉侯福及夫人。
第四组M91、M92晋靖侯宜臼及夫人。
第五组M1、M2晋釐侯司徒及夫人。
第六组M8、M31晋献侯籍（稣）及夫人。
第七组M64、M62、M63晋穆侯费王及夫人。
第八组M93、M102晋文侯仇及夫人。
对以上八组墓葬，14C测年专家用AMS法做了测定，其年代数据和《史记·晋世家》所记的晋侯年代对比如下表：
晋侯墓地AMS测年数据
据《史记·晋世家》载：“靖侯以来，年纪可推。”
依《史记·十二诸侯年表》，靖侯十八年即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上推17年，则靖侯元年应为公元前858年，其父厉侯卒年当为公元前859年。
将《史记》纪年与14C测定年代相对照，可以看出基本不出14C测定的年代范围。
这就进一步证明，以上对晋侯墓地墓主及其与西周列王王世对应关系的推定是正确的。
晋侯年表的建立无疑对西周列王年表的建立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参考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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