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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江晓原的研究到刘次沅的验算，所得出的结论分别为公元前1044年和公元前1046年，这两个结论仅有两年之差，而两千多年来，关于武王伐纣年代的说法却相差112年。
江、刘两人的结论一下将差距缩小至五十六分之一，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了不起的突破性成果。
1988年，刘次沅（中）在剑桥李约瑟研究所访学时与Stephenson、Yau合影
当然，正如前文所述，有关武王伐纣的天象信息相当多，也相当模糊，这些信息不可能构成完全兼容的自洽体系，更何况某些信息本身就自相矛盾和相互矛盾。
因此，靠天象信息来确定武王伐纣的日期，其中必有理解、演绎、取舍、勘误等复杂的问题。
因而从某种意义上说，无论是江晓原的研究还是刘次沅的验算，都只能是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找到了一种自认为最能自圆其说并接近事实本身的解决方案，而最后的选择和确定，必须与文献、考古、14C测年等各方面的研究配合起来，才能求得一个更为合理的结论。
那么，公元前1044年和公元前1046年这两个结论，到底哪一个更为合理？
此前，在夏商周断代工程中负责“西周金文历谱研究”
专题的天文学家陈久金，根据青铜器分期研究的成果并结合金文历谱和排比，提出了武王克商年的三个年代值，最后认为公元前1046年的可能性最大。
从江晓原和刘次沅的研究成果来看，尽管两说都落在了14C测年技术所得结果的公元前1050—前1020年范围之内，但这两个结果都无法满足文献所给出的全部条件。
因此，只能根据其满足的程度，以及与金文历谱匹配的状况来选定最优解。
就两个结果而言，江晓原对金文纪时词语的理解以及推算出的公元前1044年说，与金文历谱研究所得结果难以整合。
根据“工程”
专家组所定的金文历谱，成王元年在公元前1042年。
因一直未发现四要素俱全的武王时期的青铜器，也就难以直接推定克商之年。
但根据《尚书·金滕》可知，武王在“既克商二年”
的某日得病，经周公祈告，次日即病愈，但没有提及武王的卒年。
后世学者虽然对武王克商后的在位年数有不少争议，但文献记述武王克商后的史事没有一家超过四年。
东汉学者郑玄在其《诗谱·豳风谱》提出，武王克商后在位四年。
日本学者泷川资言在《史记会注考证》中引日本高山寺《周本记》钞本云，武王于克商后二年病，又“后二年而崩”
，这一说法与郑玄之说相合，都应为成王元年（公元前1042年）前推四年，也就是公元前1046年。
这个年代值不仅与刘次沅天文推算的公元前1046年说正相符合，且与金文历谱的衔接也较好，同时与《武成》等历日及伶州鸠所言的天象也能相容，其各方面的符合条件明显多于公元前1044年说，故工程专家组在经过反复权衡后，将公元前1046年确定为武王克商之年。
正是因为武王克商年这个至关重要的节点的确立，才陆续往前推算出盘庚迁殷年为公元前1300年、殷商开国年为公元前1600年和夏王朝始年为公元前2070年。
可以说，整个夏商周三代文明时间大厦的构筑，正是立根于武王克商之年的研究这一基石之上的。
也正是有了这根强有力的支柱，才有了克商年之后较为准确的西周列王年代的具体推算结果。
那么，西周列王的年代又是怎样推算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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