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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克商之日，日出前一小时，正值岁星上中天，在正南方，地平高度约60度——这是一个非常利于观测的位置，恰与利簋“岁鼎克昏，夙有商”
吻合。
丙、此时岁星在十二次中的位置是在寿星之次的头部，虽与鹑火相隔一次，实际仅差三十余度。
而按照中国古代星占学原则，前后数年（极限情形可达六年）之内事，皆得作为事应。
故岁于公元前1046年次鹑火，而武王于前1045年出兵伐纣，完全可以符合伶州鸠“昔武王伐殷，岁在鹑火”
之言。
……
在这封函件发出之后，江晓原在助手的配合下，很快写出了研算的详细报告交夏商周断代工程项目办公室。
在这份报告的最后，江晓原说道：“接受本课题之始，我们并未抱乐观的态度，因为对史籍中众说纷纭的记载，有一个问题始终令人困扰：古籍中的记载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是真实的？然而当最后结果浮现出来时，我们感到非常惊讶。
我们只是在对古籍记载存疑的前提下，用天文学方法‘姑妄算之’，但是在经过非常复杂、也可以说是非常苛刻的验算和筛选之后，而且是在完全不考虑考古学、甲骨学、14C测年等方面结果的条件之下，发现《武成》《世俘》、利簋铭文、《国语》伶州鸠对周景王等文献竟然真能相互对应，而且能够从中建立起唯一的一个伐纣日程表（因为这是严格筛选出来的最优结果），这不能不使人由衷感叹：古人不我欺也！
由本课题的结果，或许也可以反过来印证，古籍中关于武王伐纣天象的绝大部分记录都是真实的。
许多关于刘歆伪造天象史料之类的说法，其实是没有根据的。”
面对这个可喜的成果，1998年12月20日，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和项目办公室，在北京礼士宾馆组织召开了“武王伐纣问题研讨会”
，就以上专题成果报告进行研讨。
来自全国六十余位一流专家学者经过两天的研究讨论后认为，江晓原等专题研究人员，利用全新的思路研究推导出的这一成果和前人相比有本质的提升，完全有理由认为是一次大的突破。
但是，尚有两点不能令人完全满意：
一是公元前1045—前1044年岁星不在鹑火之次，从记载于《国语·周语》伶州鸠对周景王所说的伐纣天象中可以看出，这个记载包括四条相互关联的信息，这就是“岁在鹑火，月在天驷，日在析木之津，……星在天鼋”
。
这四条信息的后三条经江晓原等专题人员推算及多重验证，和所得的年代相当吻合。
但唯独“岁在鹑火”
一条不合，而这一条恰恰是被历代学者所重视并认为是不可或缺的。
因为《国语·周语》中的这段话是日月星辰浑然一体，“岁在鹑火”
限制了年份，“日在析木之津”
限制了月份。
按照上述推算，岁星在公元前1047年的下半年位于鹑火之次，这一年正是武王率八百诸侯会于孟津之时。
按江晓原给李学勤的信函和结题报告中的解释：在牧野之战的前二年，从武王大会诸侯于孟津之时，就意味着广义的伐殷的开始，直到两年后成功克商。
而在这个时间段里，正好和“岁在鹑火”
的天象相吻合。
对于这种解释，多数学者认为虽无不可，但毕竟有点牵强附会的味道，故只好作为存疑保留下来。
学者们提出的第二个不足是，上述研究对《武成》历日的解释采用汉代学者刘歆的定点说，这和已出土的大量青铜器铭文所反映的情况也多有抵牾之处。
鉴于以上情况，为慎重起见，研讨会之后，“工程”
首席科学家决定委托中科院陕西天文台的天文学家刘次沅，对“武王伐纣天象的研究”
这一专题结题报告进行验算，看有没有其他的结果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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