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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字。
这一陶文的出现，对考古调查人员来说无疑是个重要线索，而收获最大的算是对天马—曲村遗址的调查与试掘。
晋侯墓地发掘现场
天马—曲村遗址位于翼城之西和曲沃之东的两县交界处，因其在天马、曲村、北赵、毛张四个村之间的宽阔平原上，故名天马—曲村遗址。
该遗址西南距侯马晋国遗址约25公里，西距汾河约12公里，南距浍河约8公里。
从整个地望来看，这个总面积约为3800米×2800米的遗址三面环山，两面近水，地阔土沃，颇有气势。
邹衡（左一）在天马—曲村墓地与徐天进副教授等一起发掘
早在1962年，国家文物局组织的由谢元璐等专家组成的考古调查组赴山西做田野调查时，就发现了这个遗址。
1963年秋，北京大学考古专业毕业班学生在此进行了首次试掘，由于试掘范围较小，对遗址的文化性质仍缺乏认识。
16年后，邹衡率领学生会同山西省考古所再次对这个遗址进行试掘，发现了长达800米的晋国墓地，并试掘了部分墓葬。
这次发掘，为认识此遗址的文化内涵及其分布、年代分期、文化特征等问题创造了条件。
关于这次调查和试掘的情况，邹衡等考古专家经过研究分析，在报告中做了这样的结论：
我们试掘的苇沟—北寿城和天马—曲村两遗址，于文献虽皆无证，但都有早期晋物而值得注意。
前者出有战国“降（绛）亭”
陶文，与侯马晋国遗址出的几乎完全相同。
天马—曲村遗址不仅规模宏大，而且延续的时间也较长。
经过初步判断：此遗址在西周初期就已兴起，发展到繁盛时期是在西周晚期至春秋初期，而到春秋中晚期至战国早期，却又陡然衰竭下来。
我们知道，侯马晋国遗址开始兴起是在西周晚期至春秋初期，发展到繁盛时期是在春秋中晚期至战国早期，战国中晚期才逐渐衰竭下来。
从这两处晋国遗址的盛衰交替情况，人们将不难看出它们首尾相衔的关系。
如果说后者是晋国晚期国都“新绛”
，那么天马—曲村遗址和苇沟—北寿城遗址的发现，自然就为寻找晋国的旧都——“故绛”
提供了极其重要的线索。
至于晋之始封地，晋阳、安邑两说是完全可以否定的。
此外还有平陆县河东大阳“故夏墟”
以及鄂地大夏（《世本》）之说，然其地在西周初年未必为晋所有，晋灭虢曾假道于虞可以为证，断然不可能为叔虞所封。
剩下来只有永安、平阳两说可以考虑了。
此两地相邻，今均隶属临汾地区，而最值得注意的是洪洞县和翼城县。
此两县俱在“河汾之东”
（《晋世家》），而翼城又在“汾浍之间”
（《郑世家集解》引服虔说），尤其是今在此两县内发现了坊堆—永凝东堡、苇沟—北寿城、故城村和天马—曲村四处大规模的早期晋文化遗址，山西境内他处尚未有类似规模的遗址发现。
因此，我们认为，霍山以南、绛山以北、汾水以东、浍水以西方圆百数十里的范围内，很有可能就是《晋世家》所谓“方百里”
的晋始封之地。
……今以天马—曲村遗址而言，其繁盛期恰好是从西周中晚期开始的，以苇沟—北寿城遗址而言，其南部平地遗址也是从西周中晚期开始，所以，仅就年代而言，两址作为故绛，都是具备条件的。
但是，两址相距12—15公里，天马—曲村比较靠近汾河，可通漕运，且在一日之内可达闻喜（晋曲沃）；苇沟—北寿城距离汾河较远，难通漕运，且难一日而至闻喜。
所以，若就地理位置而言，则天马—曲村作为故绛，可能性似乎更大一些。
天马—曲村晋侯墓地出土的青铜鸟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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