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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焰食日之谜(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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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他到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参加《殷墟文字缀合》一书的工作,这是他从事文物考古工作的发端。

1954年初,李学勤调至历史研究所工作。

在此期间,他受著名甲骨学家董作宾《殷历谱》的启示,开始用“排谱”

法对甲骨文进行整理研究,所不同的是董作宾用历法来贯串,李学勤则用地理来连贯。

1959年,他平生第一部专著《殷代地理简论》出版问世,这一年他26岁。

值得格外提及的是,李学勤在1956年发表的《谈安阳以外出土的有字甲骨》一文,注意到殷墟以外出土的有字甲骨,并做对比研究。

如他在研究了山西洪洞坊堆的有字卜骨后认为,这些卜骨上的卜辞与殷墟卜辞不同,应是西周的遗物。

当他研究了陕西长安张家坡出土的卜骨后,意识到这些卜骨上的卜辞可能与《周易》有关,由此,他指出甲骨并非是殷人的“特产”

,并预料将来还会有更多的“非殷代的有字甲骨”

出现。

在以后的若干年里,随着考古事业的不断发展,中国的许多地区都相继发现了周代的甲骨,充分证实了李学勤的推论,西周甲骨的研究渐渐成为甲骨学中一个新的重要研究项目。

李学勤通过学术实践,认为甲骨文的研究应当遵循考古学的方法,从分组分期入手。

在20世纪50年代完成的几篇论文中,他就遵循这一方法对甲骨文进行研究,其两篇论文《评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和《非王卜辞》,正是对殷墟卜辞做了更缜密的整理和划分,得出在著名的YH127坑中,除绝大部分是武丁时期的常见卜辞外,还存在有五种“非王卜辞”

的科学结论。

但由于受当时材料的限制,他在文章中还依然维护董氏的“文武丁卜辞”

说,这个观点直到1960年之后才得以改变。

就在对殷商和西周甲骨文字的研究取得初步成果之时,李学勤的注意力又投入到战国文字的研究之中。

1958年和1959年,他相继推出了《战国器物标年》与《战国题铭概述》两篇题材新颖、视点独特、论证缜密的学术论文,文中将战国时代的金文、玺印、陶文、货币文字以及简帛等进行了综合性考察研究,这种研究角度和方法当时在国内尚属罕见,从而导致了古文字学的一个新的分支——战国文字研究的出现。

“**”

之后,随着一个新的科学春天的到来,李学勤又以极大的热情将研究的重点投入到青铜器之中。

青铜器研究首先要解决分期断代问题,过去的青铜器研究者要么只凭铜器铭文断代,要么只靠器形排比断代。

20世纪30年代,郭沫若首次将铜器的铭文、形制、纹饰进行综合研究,为青铜器的系统断代奠定了基础,不过那时还只能主要利用传世品进行研究。

李学勤从事这项研究工作之后,主张在考古发掘的基础上进行全面的分析研究,他的《西周中期青铜器的重要标尺——周原庄白、张家两处青铜器窖藏的综合研究》一文,即针对具有标尺作用的铜器窖藏,把青铜器各器之间互相联系起来综合考察,由此推定出属于西周早、中、晚各期范畴的青铜器的标准器。

这一方法发展了前人的“标准器系联法”

的同时,还具有重要的开拓创新意义。

在研究周原出土青铜器的同时,李学勤还特别重视中原以外地区的青铜器研究,他在发表的《论西周诸侯国青铜器》《非中原地区青铜器研究的几个问题》等一系列论文中,对中原与边远地区青铜器间的关系问题,也提出了独到的见解。

197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安阳殷墟发掘的妇好墓引起了考古学界的瞩目和重视。

李学勤以此为契机,在对相关问题做了深入研究后,对殷墟卜辞分期提出了新的看法,认为传统的五期分法在“历组卜辞”

的时代断代上出现了失误,其时代应从第四期提早到第一期的武丁时代。

历组断代的新说不仅涉及甲骨分期的全体,也与殷墟文化的分期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在学术界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李学勤的这一新观点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学者支持,并在他的论点基础上又有新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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