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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上记载着亳，你就说这个都城是亳，有什么证据？你找的那些证据许多是建立在假设之上的。
当然，这个假设是允许的，但必须在得到证实的情况下，再做第二个推论。
可有些学者不等这个假设予以证实，接着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一连串的假设都出来了，看起来头头是道，什么问题都解决了，但考证后发现不是那么回事。
实际上这是超前意识，凭空想象，而科学是不允许这样做的。”
由郑州商城与偃师商城之争，牵涉到二里头文化的分期问题，殷玮璋讲道：“我认为二、三期之间有非常突出的变化，从出土的陶器来看，明显是两种不同的文化。
但邹衡先生就是不同意我的看法，认为二、三期之间有变化，但太少，是量变，不是质变。
试想一个朝代的变迁，在文化上不可能是突变。
新中国成立后十年，才搞了北京十大建筑作为标志，现在看到的高楼大厦，是近几年才出现的事。
许多生活用品也是慢慢地淘汰、更换，没听说在新中国一成立的时候谁把自家的锅碗瓢盆全砸了，全部更换新的。
即使你砸了，想换新的，恐怕工厂也一时造不出来。
再如秦始皇灭六国，实行天下统一，从考古学的角度看，你在六国之内很难找到秦的历史影子。
这就证明朝代的变更跟文化的变更是不同步的。
新中国成立后，梁思成等人提出要建一个新都，结果毛泽东把梁思成批了一顿。
按理说毛泽东领导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开辟了历史新纪元，他为什么不去建个新都？这就说明一段历史或一个朝代的更替并不意味着就要建都。
历史上也是这样，当一个王朝诞生后，要有一个休养生息的阶段，要轻徭薄赋，减租减税，不可能立即劳民伤财地去建新都。
可以说，历史上几乎没有一座都城是由于改朝换代而建的，都是由一些更复杂的因素决定的。
如商代盘庚迁殷这个事件，在迁都之前，盘庚将官吏、百姓召来好一通训话，他说他是为了大家的好处而决定搬家，如果你们不同意搬，我就怎样怎样，又是利诱，又是威胁等，这就证明要迁一座新都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再例如，周灭商之后，商王还在那里管理他的臣民，周王派两个弟弟在一旁监视着他。
周朝本身也没有因为把殷灭掉了就又建一座都城。
所以新建都城不能作为朝代更替的分界线，换句话说，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无论谁早谁晚，都不能作为夏商分界的标志。”
对殷玮璋的论点，偃师商城的发掘者、夏商周断代工程“偃师商城的分期与年代测定”
专题负责人杜金鹏表示不敢苟同。
他认为偃师商城大城与小城的发掘，为夏商周断代工程所做出的最大贡献就是提供了分期的坐标，且是唯一的坐标。
杜金鹏说：“按照以邹衡为代表的郑亳说的观点，郑州商城作为商的老据点，如果建城，在夏朝灭亡前就已建立，那么这个城就应属于和夏代平行的先商时期。
当灭夏的战争爆发后，商人是从河北一带到郑州，然后再到偃师。
而灭夏之后，商人又回到了郑州，回去后的商人造没造城，什么时候筑造很难准确地下结论。
但偃师则不同，由于和二里头相隔十余里，不灭夏就不可能造城，可以说偃师商城肯定是商人灭夏之后建造的。
到底是什么时候建造的，通过发掘和对城墙的解剖，我们发现偃师城墙中都包含着二里头文化时期的陶片，且这些陶片是二里头二期或三期之中的，绝对没见到二里头四期的陶片。
这个现象就有一个反证，证明偃师商城不可能早于二里头三期，只能晚于三期，应是建于二里头四期之时。”
针对殷玮璋所讲的二里头的文化分期问题，杜金鹏表示：“原来学术界的主流观点是二、三期分开，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在1995年以前大部分专家都是这个观点，后来由于偃师商城的出现，大部分人都转变了观点。
转变最早的是赵芝荃，结果引来了许多嘲笑，说赵先生学问不扎实，今天这么说，明天又那么说，到底有没有个准数？其实当时许多人由于对偃师商城没有公开发表的发掘资料不了解，对学术进展变化的细节不清楚，也就无法理解赵先生的苦衷。
当时赵先生在偃师商城的发掘中，发现了许多线索，感觉偃师商城比较早，跟二里头四期靠得上边了。
但发掘资料比较零碎，数量也少，要拿这点东西搞出一个肯定的说法有些玄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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