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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测试一个样品需要连续48个小时的时间，仇士华夫妻两人便日夜倒班坚守在实验室谨慎地操作，当10种样品全部测完时，蔡莲珍的双腿已红肿得难以走路了。
尽管如此，夫妻两人还是精神振奋，欣喜异常。
因为测定结果除一两种外，其他几种依然与考古学家所估计的年代相接近。
这14种样品的成功测定，标志着中国14C测年技术在未来的考古学、地质学研究领域可以大显身手，发挥自己独特的威力和作用了。
这个结果让夏鼐等考古学界领导和前辈感到由衷的高兴，同时也让仇士华、蔡莲珍两位科学家为之深深地感动——因为这毕竟是他们付出了7年的青春和汗水才迎来的成果。
正当考古所领导和仇士华等决定在此成果的基础上乘胜前进，测定更多的样品时，“**”
爆发了，无论是作为考古所领导人的夏鼐，还是作为普通知识分子的仇士华、蔡莲珍都被造反派打翻在地，并关进了牛棚，14C测年计划自然也跟着流产。
1970年，夏鼐、仇士华夫妇连同考古所大多数科学家被赶出牛棚，发配到河南信阳地区息县一个农村进行劳动改造，之后又发配到明港一个军营集中起来，相互揭批“五一六”
反党集团。
在这座军营里，刚刚摆脱了肉体折磨的知识分子又遭遇了更为残酷的精神折磨。
1971年，随着形势的好转，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中科院院长的郭沫若打报告给周恩来总理，请求将中国出土文物出国展览和重新恢复在“**”
早期被停刊的《考古学报》等三种学术杂志，周总理很快做了批准。
为了让出土文物在国外展览中获得成功，也为了早日将下放农村和军营的科学界众多的知识分子从严酷的困境中解放出来，郭沫若以工作为由想了许多办法，使一批又一批的“臭老九”
摆脱了厄运，重新回到了工作岗位。
在仇士华等14C测年科学家回京的问题上，郭沫若以“出国参展文物没有具体年代”
为由，请求调回所有14C测年实验室的人员，以便尽快测定出年代。
这个请求得到周总理的批准，仇士华、蔡莲珍等人于1971年8月离开河南军营返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开始检修安装早已被造反派损坏的仪器，并投入紧张的14C测年工作之中。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仇士华、蔡莲珍的冤案得以平反昭雪。
再之后，考古所14C测年实验室在仇士华的领导下，硕果累累，捷报频传，几千个考古、地质年代数据被相继测出。
如旧石器晚期文化问题，从前对北京周口店山顶洞人的年代说法不一，大多数学者估计“距今约有十万年左右”
，但经过14C测年，发现只有一万九千年左右，这个巨大差距是古人类学家们在当时无论如何也认识不到的。
正是这些令人瞩目的成果，使中国不同地区的各种新石器文化建立起一个时间关系的框架，同时也使中国的新石器考古学因为有了确切的年代序列而进入一个新的研究时期。
常规14C技术测定的黄河流域和长江中下游新石器文化的序列与年代（引自安志敏《碳-14断代和中国史前考古学》）
除此之外，考古所14C测年实验室对仰韶、龙山、夏商周以及之后的各代历史遗址中的含碳标本进行了大量的测定，并建立起一个较详细的历史年代框架。
在长期学术准备的基础上，仇士华于1995年发表了《解决夏商周年代的一线希望》的论文，这篇文章就如何利用14C测年技术，结合其他的科学研究，对解决中国历史上最令人迷茫的夏商周三代纪年的年代推算问题，大胆提出了所具备的条件和成功的希望所在。
一年之后，夏商周断代工程正式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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