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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难的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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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50年代初，当利比教授创建的14C测年方法取得成功并震惊了整个西方考古学界和地质学界之时，处于世界东方的中国对原子能的和平利用仍是一片空白。
1955年，在社会主义国家阵营中具有盟主地位的苏联老大哥出于多方面的考虑，于同年1月由苏联部长会议通过，决定帮助中国和其他几个社会主义国家研究和平利用原子能的问题，并发表了公开声明。
这个声明的发表，自然引起了中国各界的高度重视，许多报纸、杂志都纷纷撰文介绍和宣传放射性同位素在工业、医学、生物学和其他学科上的应用。
但是，对放射性同位素在考古学上的应用，却少有媒体报道和介绍。
面对这种情况，时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具有国际一流学术地位的考古学家夏鼐高瞻远瞩，敏锐而快捷地首次将放射性同位素在考古学上的应用向学术界做了介绍。
其发表在《考古通讯》1955年第4期、标题为《放射性同位素在考古学上的应用——放射性碳素或碳14的断定年代法》的文章，以精练的科学思维，深入浅出地将放射性同位素特别是14C测年技术在考古学上的应用和成就介绍出来。
自此，中国考古学界对这项最新科技才有了认识和了解。
与此同时，根据国际国内的科学发展趋势，夏鼐开始酝酿在中国建立14C实验室。
经过一番政治波折之后，1959年在夏鼐的具体策划和领导下，从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选调了年轻的物理学家仇士华、蔡莲珍夫妇到考古所进行中国第一个14C实验室的正式筹建工作。
仇士华，1932年生于江苏如皋一个富裕的农民家庭，1951年考入浙江大学物理系。
学习物理是仇士华少年时代的爱好和愿望，有幸进入浙大之后，他被选为系学生会主席、班长。
不到半年，又加入了共青团。
已步入青年时代的他，对刚成立不久的新中国充满了信心和希望，对自己未来的事业更是抱有无限的憧憬。
一年之后，随着国家高校院系调整，浙江大学变成了工学院，上海复旦大学成为文理综合性大学，仇士华随浙大物理系迁往上海，成为上海复旦大学物理系的一名学生。
1955年毕业后，他与他的同班女同学蔡莲珍一同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工作。
当时的中科院物理所，实际上是隐蔽的核物理研究所，是不可对外宣传的机密单位，所长由著名核物理学家钱三强担任。
对仇士华和蔡莲珍而言，能够进这样一个属于国家政府极其重视又严格保密的单位，是组织上经过三番五次审查才拍板决定的，这个决定除要求学生本人品学兼优外，更重要的还要在政治上高度合格。
或许正是由于这些看起来十分苛刻的条件，才让已步入科学殿堂大门的仇士华、蔡莲珍从心底深处生发出一种自豪感和光荣感，并对未来的事业抱有莫大的希望。
此时的他们春风得意，踌躇满志，决心为新生的共和国贡献自己的青春和才华。
当仇士华、蔡莲珍进物理所不到两年，满腔的报国热情正在升温之时，全国性的反右整风运动开始了。
像那个时代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仇士华凭着一颗真诚率直和天真的心向运动的组织者提出了几条意见。
这几条意见的提出，令运动组织者大为光火，立即决定将他划成“右派”
。
这个结果让仇士华始料不及，也让许多同事颇不服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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