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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考古所洛阳工作站的赵芝荃、郑振香等人建议他带学生到二里头参加发掘。
考虑到二里头遗址当时已有中央和河南省两个考古队在发掘，若再加上北大师生，就变成了三个单位，且北大又人多势众，邹衡觉得不太合适，便主动放弃了这个打算，而独自一人到了洛阳远郊区谷水镇以西的南王湾做实地调查。
想不到这一去，引出了重要的考古发现。
有些巧合的是，邹衡来到南王湾刚进行了不足两个小时的调查，就发现了一大片新石器时代遗址，在这个遗址中，明显看到仰韶文化与龙山文化共存，并夹有西周和春秋时期的陶片。
根据采集到的陶片分析，此处的仰韶文化、龙山文化似乎都有早、晚的不同。
面对这个特点，一个想法蓦然在他的心中产生：也许在这里可以解决学术界几十年悬而未决的仰韶文化、龙山文化的关系及其年代的分期问题。
随着这个想法而来的决定，就是率领学生在此处发掘。
当南王湾的发掘工作进行到一个月的时候，已出现了很好的兆头，各个方面都朝着邹衡预期的目标发展。
三个月之后，由于严寒的冬天已经来临，不宜在野外发掘，邹衡便率领学生携带大批发掘出的器物撤出工地，来到考古所洛阳工作站进行室内整理。
多少年后，邹衡回忆道：“这段时间工作进展很快，学生们对陶片的热情很高，经常工作到深夜还不回宿舍休息，最后有三对男女同学居然对成了终身伴侣。
我看到这种情况，内心有说不出的喜悦。
当然，学生们除对成终身伴侣之外，还对成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完整的陶器五百多件。”
可以想象的是，如果在这段时间里，他的学生只对成了伴侣而无陶器对成，邹衡先生的心中大概是不会喜悦的。
当陶片对得差不多时，邹衡便指导学生对发掘所得遗物进行文化分期，由于各期文化都很丰富，这就给研究工作带来了很大方便。
为了核实南王湾遗址分期是否正确，此后不久，邹衡又把学生分成若干组，让他们分别到洛阳和伊洛地区事先都经过他亲自复查过的遗址进行调查与试掘。
就在这次调查与试掘中，发现了一些属于二里头文化和郑州二里岗文化的遗址、遗物。
根据对南王湾的发掘情况和洛阳以及伊洛地区调查试掘的材料的详细的分析研究，邹衡把伊洛地区从仰韶早期到商代前期之前的文化以四期十一段的划分方法理出来，即第一期——仰韶期；第二期——过渡期；第三期——龙山期；第四期——二里头期。
各期之间又分不同的阶段。
这个划分在学术界产生了重大影响。
因为就当时的考古界而言，对中原地区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都还没有明确的分期，而在仰韶、龙山文化之间有没有一种混合文化，还无法真正弄清。
换句话说，当时的考古界对新石器时代的认识还较模糊，通过对南王湾进行文化分期，这些问题都迎刃而解了。
尤其是对仰韶期—龙山期—二里头期—早商期序列的排定，就把中原地区从新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的各个环节基本联系了起来，其间不太可能有什么其他文化穿插进来了。
有了这样的分期成果，就可考虑中国考古学与中国上古史的相互结合问题。
也就是说，如果文献记载的夏朝真的存在，那它必然就在这组链条之中。
可以说，邹衡对南王湾的分期，直接为探索夏文化创造了重要而又必不可少的条件。
南王湾文化分期的消息传开后，许多考古界的同行前去洛阳参观，并给予充分的肯定和赞誉。
考古学大师夏鼐曾写信给邹衡，高度评价了南王湾分期的重要意义，并将这一成果推荐给当时在中国访问的苏联著名考古学家吉谢列夫，同时请他亲自到洛阳去实地观看。
吉谢列夫真的去了洛阳，在观看后同样给予南王湾的分期成果高度评价。
而中国另一位考古学大师苏秉琦对南王湾的分期成果更是再三给予肯定，并称这是考古学界一项破天荒的工作。
但是，随着政治形势的风云变幻，已回到北大教书的邹衡被视为走“白专道路”
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不仅失去了编写发掘报告的机会，也和南王湾遗址的继续发掘彻底无缘了。
这段意外的政治遭遇，不仅成为邹衡终生最大的遗憾，也成为学术界的损失。
所幸的是，就在邹衡离开南王湾三十多年后，随着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展开，学术界又把目光再一次集中到南王湾这个无法绕开的考古遗址，并再度忆起了邹衡的开拓之功。
当然这是后话了。
尽管与南王湾遗址的考古发掘绝缘了，但邹衡探索夏文化的脚步并未停止，也正是对南王湾文化的成功分期，使他对夏、商文化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
如前所述，由于安阳殷墟已被学术界证明是商代晚期的都城所在，也就无可争辩地确认了什么是晚商文化。
同样，由于郑州二里岗遗址的发现，学术界认为这座都城的年代早于殷墟的年代，而大多数学者认为该都城属于商代中期（商汤之后第十位王）中丁隞都的可能性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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