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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变爆发，北师大师生热烈地投入抗日斗争。
事变后两天，徐旭生即会同北大校长蒋梦麟，并邀集北平各大学校长，举行紧急会议。
同日，又召集本校院长、教务长等开紧急会议，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
11月，亲赴南京，请求增加北师大经费，当时的财政部部长宋子文拒不接见，徐旭生愤而辞去北师大校长职务。
自1932年开始，徐旭生任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编辑，后改为研究员。
1937年初，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改为史学研究所，徐旭生任所长（北平解放后，又任北京研究院代副院长），并开始潜心研究古史传说，准备撰写《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一书。
当时，极端疑古派学者否定殷墟以前漫长时代的历史，对文献资料视若“腐朽”
之物，或加偏见，或不引用。
徐旭生撰写这部书的目的则是力图“矫正他们错疑所不应疑的偏向，使治此段历史的方法可以早入正轨，使夏及其以前的历史，还其本来面目”
。
他说道：“我自1921年后在北京大学任教，当日我国的史学界受欧西科学的影响，对古史材料重新估价的口号高唱入云，我个人也未能自外于时代思想的潮流。
不过因为我在法国留学时学的是哲学，所以在北大教的总不出哲学史的范围，对于历史自身没有时间向前深造。
1923年前后顾颉刚、刘掞藜二先生，对于大禹是否天神，是否有实在的人格的讨论哄动一时，我对此问题虽也深感兴趣，但是因为没有工夫搜集资料，所以未能参加讨论。
当时史学界的普遍意见似有利于顾氏，可是我个人虽对于他的工作有较高的评价，却绝以为他走得太远，又复失真，所以颇不以他的结论为是。
我当日觉得《尚书》中《尧典》《皋陶谟》《禹贡》诸篇固然非当日的或离当日不远的著作，是由于后人的追记，篇首‘曰若稽古’四个字已经可以证明。
但是他们的记录未必无根据，记录的时期最早也或者可以溯到商朝。”
号称“疑古玄同”
的疑古派代表人物钱玄同赠予徐旭生的墨迹
在如何对待疑古派的是非功过这一问题上，徐旭生直言不讳地表示：“近三十余年（大约自1917年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起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止），疑古学派几乎笼罩了全中国的历史界，可是它的大本营却在《古史辨》及其周围。
他们工作的勤奋是很可敬的，成绩也是很大的，但是他们所用的治学方法却很有问题。
主要的，去世的张荫麟先生已经指出，就是太无限度地使用默证。
这种方法就是因某书或今存某时代之书无某史事之称述，遂断定某时代无此观念。
对这一方法，法国史家色诺波说得不错：‘现存之载籍无某事之称述，此犹未足为证也，更须从来未尝有之。
故于载籍湮灭愈多之时代，默证愈当少用。
其在古史中之用处，较之在19世纪之历史不逮远甚。
’极端疑古学派的工作人对于载籍湮灭极多的时代，却是广泛地使用默证，结果如何，可以预料。
……他们看见了不合他们意见的论证，并不能常常地审慎处理，有不少次悍然决然宣布反对论证的伪造，可是他们的理由是脆弱的，不能成立的。
比方说，看见《尚书·立政》篇内含有尚贤思想，就宣布它已经受了墨家思想的影响，为战国人的伪造。
可是，古人之所谓贤，也不过是说某人比较能干。
……在春秋和战国的各学派中间所称述的古史，固然有不少歧异、矛盾，可是相同的地方实在更多。
比方说，禹治水的传说，尧、舜、禹三人相互的关系，在先秦诸子中，可以说大致是相同的，没有争论的。
而疑古学派的极端派却夸张它们的歧异、矛盾，对于很多没有争论的点却熟视无睹，不屑注意！
要知道春秋末期和战国时的学术空气是相当自由的，各学派中间的互相驳斥是并不容情的。
一家造谣，正贻别家以口实，何以别家全闭口无言，默示承认？……他们对于掺杂神话的传说和纯粹神话的界限似乎不能分辨，或者是不愿意去分辨。
在古帝的传说中间，除帝颛顼因为有特别原因以外，炎帝、黄帝、蚩尤、尧、舜、禹的传说里面所掺杂的神话并不算太多，可是极端的疑古派都漫无别择，一古脑儿把它们送到神话的保险柜中封锁起来，不许历史的工作人再去染指！
如果拿希腊的传说来比较，关于提秀斯的神话，不比中国古帝传说中所掺杂的神话少，可是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里面，叙述雅典国家起源的时候，还提到提秀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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