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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秋天，安特生再也按捺不住心中涌动的**，在中国政府和地质调查所的大力支持下，他偕同中国地质学家袁复礼等，组成一支训练有素的发掘队伍，对仰韶村遗址进行了大规模的发掘。
这次发掘，安特生专门作了著述。
从著述中，可知他当时真实的心情——
在中国助手的陪同下，我于1921年10月27日来到了仰韶村。
这个地区不仅有如此丰富的地质遗迹，而且早期历史的遗迹也让人惊叹不已，只要望上一眼，你就会在这儿看到汉代的坟墓和出土的青铜器，而晚些时期的建筑和纪念碑群，在北部的石灰岩上随处可见。
更为醒目的一座古寺和两座古城堡，看上去都经历了和平时期的安宁和战乱时期的磨难。
那一个个受尊敬的传说人物，在村落旁路边立着的精美雕刻的石碑上清晰可见。
我深深感受到了对这富饶、文明村落的虔诚和神圣崇拜。
我很难想象石碑群下的早期伟人对我们努力探索这庄严神圣的史前遗迹是什么感受？在这里，我惊喜地看到，石器时代的村落的发展和遥远的地质堆积物的发现，都将与我们所知的这个地区早期人类的历史活动，链条般地衔接在一起……
安特生组织人员在仰韶村外发掘（引自安特生的《黄土的儿女》）
仰韶史前遗迹的发掘，尽管比法国人类学家摩尔根在美索不达米亚苏萨地区发现彩陶几乎晚了半个世纪，但它更具划时代的意义。
它标志着田野考古在欧亚大陆上最古老的国家之一——中国的开始，而具有史前历史的彩陶的发现，说明上古中国的盛世时代绝非主观的推测和怪诞的想象。
从仰韶遗址后来发掘的资料来看，先进的农业社会包含的内容不仅与传说中的记载有关，而且与中亚的史前史有着极其密切的联系。
这些发现物打破了西方历史学家一贯认为的东亚是印度—欧罗巴文明的边沿的神话，它以无可辩驳的事实再次提醒西方的历史学家，东西亚文明并非像他们所想象的那样是独立分开的。
仰韶文化的发现及其重要价值，使之很快闻名于世，安特生也因此获得了非凡的声誉。
无论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学者，都公认仰韶遗址的发掘是中国现代考古学的源头，它不仅促成了中国的第一个考古学文化——仰韶文化的诞生，而且还为中国的学者带来了一套欧洲先进的田野发掘方法——这套方法在整个20世纪都被中国的考古学家们所沿用。
仰韶文化的发现使安特生惊喜异常，根据仰韶文化使用陶器和磨制石器，未发现青铜制品和文字等特点，他认为其时代应当晚于打制石器的旧石器时代，早于青铜时代，是一种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相当于公元前3000年左右。
这一论断彻底否定了一些外国学者声称中国没有石器时代文化的观点。
至于这一文化的来源，安特生在一度的困惑和摇摆后，宣布赞同某些西方汉学家的“文化西来”
的假设，即仰韶遗址所发掘的最有代表性的彩陶，其发祥地可能在中亚，经新疆、甘肃一带，最后传到中原地区，并融入以陶鬲为代表的汉文化圈之中。
1924年，安特生把这一观点正式写进他所著的《甘肃考古记》一书中，这一“文化西来说”
在国际学术界产生了重大影响。
1934年，他在其最有影响力的通俗性英文著作《黄土的儿女》中，仍然坚持仰韶的彩陶制作技术是先在西方成熟后才传入中国的这一观点。
一时间，“中国文明西来说”
甚嚣尘上，几乎成为世界学术界的主流观点。
当然，这个观点随着另外的考古文化遗址磁山遗址、老官台遗址等的发现，被从根本上彻底否定。
不过，这已是安特生发现仰韶文化半个世纪之后的事了。
仰韶村的民居（引自安特生的《黄土的儿女》）
注释：
[1]布歇·德·波尔特（JacquesBoucherdePerthes，1788—1868）：法国考古学家、作家，曾首先提出人类史前史可根据地质年代进行测算的概念。
[2]津巴布韦（Zimbabwe）为班图语，意为“石房子”
。
非洲东南部一大片石头建筑的废墟，其中最古老的部分建于8世纪，但在那之前约600年，这里已有人居住。
1986年，这个遗址成为津巴布韦的国家保护区，并被指定为世界遗产保护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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