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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当代青年学者邓华考证，王懿荣在发现甲骨文后，曾亲自到药铺问过货源来路，并叮嘱药铺掌柜：“若潍县古董商范某再来，必为引见。”
按邓华的说法，1899年夏天，范维卿又去北京送龙骨，遂被药材掌柜引荐到王府，范氏与王懿荣的相识或许缘始于此。
当王懿荣看到范维卿带来的一批刻有文字的甲骨后，兴奋异常，当场指认上面一些近似钟鼎文的字体给范氏看，范维卿才恍然大悟，想不到自己顺手搞来的破烂骨头竟是很有价值的古董。
王懿荣兴奋之中设宴款待范维卿，时值盛夏酷暑，在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之后，王懿荣不再顾及官体，脱掉上衣，让范维卿磨墨，在院中的树荫下赤膊挥毫，为范氏写了一副对联：“农事渐兴人满野，霜寒初重雁横空。”
后来范维卿将这副对联带回家中，视为珍宝，代代相传，逢年过节必挂在堂屋里进香供奉，可惜此联在“**”
中被当作“四旧”
焚毁。
或许，这副对联尚可证实当年的王懿荣因病服药而发现了甲骨文之事确为信史。
但后来也有人从他写给范维卿的对联中，感到范、王相见应是在秋天而不是在夏天，否则，在酷暑当头、蛙叫蝉鸣之时，王懿荣怎会产生“霜寒初重雁横空”
这不合时宜的奇想。
看来王懿荣的儿子王崇焕的记述更合乎情理一些，这具体的时间应为“事在是年秋”
。
事实上，也只有秋天才可能出现“霜寒初重”
和大雁横空南飞的场景。
王懿荣在得到甲骨并发现了上面的文字后，是如何鉴别“审定为殷商古物”
的，后人难以知晓。
有人撰文说王懿荣是受《尚书·多士》篇中“惟殷先人，有典有册”
的启示并结合对周代青铜器上的篆籀文字的研究而得出的结论。
这个说法是否符合事实尚难确定，但有一点却是不争的事实，那就是王懿荣以及后来的甲骨文研究者都普遍具有深厚的国学基础，即对中国古文献的博学和在音韵训诂等方面有精深造诣，而这些正是甲骨文学者们取得成功的前提。
正如著名考古学家李济后来所说：“在智力的发展中，都有其特定的阶段，并遵循着某种规律性。
19世纪末，甲骨文被认为是一个重大发现，这个发现与其说是偶然的，还不如说是学者们不断努力的结果。
1899年发生的事是有长期的学术准备的。”
斯言甚是。
王懿荣书写的便笺
甲骨文被确认之后，震惊了国内外学术界，王懿荣不仅是确认甲骨文的学术价值，并将其定为商代文字的第一人，也是大量收集、珍藏甲骨文的第一人。
他开创了甲骨文研究的先河，也揭开了商代历史研究、确认的序幕。
然而，就在甲骨文发现的第二年，王懿荣搜求千余片甲骨，准备着手深入研究之时，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时为国子监祭酒兼京师团练大臣的王懿荣面对侵略者的烧杀抢掠和清王朝的腐败无能，自感无力回天，愤而投井自尽。
王懿荣与他刚刚开始的新事业诀别了，甲骨文研究的命运也面临着是生还是灭的又一轮抉择。
所幸的是，由于刘鹗的及时出现，甲骨文研究的历史按照王懿荣的愿望走了下去。
刘鹗（1857—1909），字铁云，江苏丹徒人。
曾以所著《老残游记》闻名于世。
早年的刘鹗精算学、水利，又懂医术，性嗜金石、碑帖、字画及善本书籍。
曾在上海行医，后弃医经商，但尽蚀其本。
光绪十四年（1888年）黄河于郑州决口，著名金石学家、河督吴大瀓率民众治理，但久不奏效。
第二年，刘鹗投效于吴大瀓的门下，决心以己之长治理黄河。
刘鹗的积极参与，使泛滥成灾的黄河郑州段得到了有效的治理，刘鹗本人因治河有功，被朝廷任命为山东黄河下游提调，相当于知府的官衔，从此声誉大起。
就在王懿荣发现甲骨文的时候，刘鹗正在北京候补知府。
他是吴大瀓的学生，也涉猎于金石学，与王懿荣经常往来，后来成为至交密友。
王懿荣殉难后，他极为悲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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