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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公元前2世纪，埃及拒绝供应纸莎草纸给敌对的帕加马，活跃在小亚细亚的著作家与抄写员不得不采用另一种材料——皮革。
而在此之前，埃及人已把兽皮拿来书写了，只是材料昂贵，未能普及。
自中世纪始，活跃于两河流域修道院的僧侣开始用羊皮纸著述与抄写。
羊皮纸装订成册，取代了草纸卷，后世所谓的“书”
便诞生了
从刘健博士的研究成果中可以看到，赫梯民族约在公元前19世纪迁移并定居在小亚细亚半岛，到公元前1200年因内外部原因灭亡，赫梯的历史不足千年。
从小的框架而言，赫梯历史不过400年。
年代学家将这个时期分为古王国、中期王国及帝国三个时期，已确定的王约12位，其中古王国和帝国的王表已经基本确定，而中王国至帝国期间100多年的王表尚不可考。
就目前的情况看，考古发掘已经在博阿兹柯伊、玛莎特和科依泰派发现了大量的泥版文书。
1994年开始的奥尔塔科依的大规模考古发掘，又出土了3000多块有文字的泥版，这些新的考古资料的出土，无疑将为赫梯历史文化及年代学的研究提供更多更新的证据。
关于希腊、罗马年代学的研究发端较早，第一部系统的年代学研究著作是公元前3世纪末埃拉托斯特奈斯所著的《编年史》。
他利用当时在亚历山大城图书馆工作之便，广泛涉猎前人著述，在综合希腊各邦不同编年体的基础上，建立起一种统一的纪年体系。
埃拉托斯特奈斯的后继者们不仅接受了其著作中有关希腊早期的历史年代，而且还有补充和创新。
到公元前1世纪，著名学者卡斯托尔的年代学研究已延伸到两河流域和埃及，并把这些古老王国的历史同希腊、罗马传统联系起来。
到了公元4世纪，著名历史学家尤塞比乌斯在其著作中将纪年方式进一步完善起来。
就整个夏商周断代工程而言，从林志纯及其他青年学者的研究成果中，可以得到如下启示：
古代近东和西方古典年代学的研究，已经有相当长的历史，积累了比较丰富的经验，而且目前仍在不断发展之中。
当代的外国古代文明年代学研究，无一例外地采取了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相结合的途径，并融合了历史学、文献学、文字学、考古学、科技测年（主要是14C测年技术）和天文历法等学科的研究方法。
而这些方法总体上适应于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研究途径。
但在具体的研究中，中外的条件又各有自己的特点。
一、古代历史纪年的确切年代，希腊最早是在奥林匹克第一次赛会的举办之年，即公元前776年。
雅典则以一年一任的执政官起始的公元前683年为界。
罗马的标准一般是以建城的公元前753年，或根据执政官起始的公元前509年为最早的纪年。
而在埃及、两河流域则处于混乱和模糊状态，没有确切的界标。
中国的确切纪年为西周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
由以上对比可知，古代历史纪年的确切年代，中国早于希腊、雅典、罗马甚至埃及和两河流域。
以中外的确切纪年为标志，在此之前的古史纪年，不只是中国多有歧异，国外也同样是模糊不清，这一点中外是趋同的。
就年代学的研究状况看，中国长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从汉代刘歆的《世经》开始，一直到清朝，可谓历朝历代都有丰硕的研究成果问世。
而西方经过小罗马之后，年代学的研究就几乎中断了，近东和两河流域更是如此。
但自1798年拿破仑远征埃及开始，随着后来西方列强对东方的占领和统治，又引爆了古代近东和西方古典年代学研究的**。
在这个**中，欧美等国凭着它们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优势，产生的研究成果在不断地进步和完善。
也就从这个时候起，中国落后于西方。
这便是中外在年代学研究中的历程和差异。
二、文献方面。
相同之处在于中外各有文献记录，且这些记录都是真伪掺杂，不甚确切的。
如国外年代学家仍在使用的重要参考文献、曼涅托的名著《埃及史》，其书早已不是原来的版本，而是后人以各种形式和方法重新整理出的本子。
这个本子同中国学者一直使用的《竹书纪年》等文献具有相同的性质，两者都不是完全可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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