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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能想到最黑暗的词，就是虐待。”
伦敦著名的切尔西露天幼儿园校长凯瑟琳·索利在接受《幼儿园世界》杂志的采访时说，“童年应享有的权利正在消失。
会有一些孩子在阅读测验中不及格。
他们将被视为失败者。
6岁就失败了？弥漫在家长们中间的偏执情绪会让孩子感到压力和精神创伤。”
她表示：“我们看到孩子们来到这里，他们会认字母表、会数数，但不会擦鼻子，不会擦屁股，也不会和其他同龄人一起玩。
我们失去了这一代的孩子，他们是由善意的父母抚养长大的，他们虽然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但却被引上了一条道路，我们不知道这条道路将会在哪里结束。
这是很危险的。”
“英格兰地区的孩子从进入学校的那一刻起，就面临着学习读写和做数学题的压力。”
剑桥大学的戴维·怀特布雷德指出，“在许多学校，孩子们成了阅读方面的‘后进生’，而在许多其他国家，他们的同龄人甚至还没开始上学。
现在，政府开始对4岁的孩子进行入学考试。
根本没有例子能佐证政府口中的‘越早越好’。”
2018年，英国一个专家小组发布了一份报告，谴责政府对4岁儿童实施“基线测验”
的提议。
报告的作者之一，儿童教育学家南希·斯图尔特指出：“提议在2020年对99%的4岁儿童进行测验，这是基于一个错误前提的，即4岁儿童的知识和技能是可以准确测量的。
但很少有统计学家相信这一点，也没有研究表明，4岁时的成就与后来的进步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
“如果你每天监禁孩子8个小时，如果你不给老师创造的自由，如果你把他们当作数据百分点或流水线上的产品来对待—如果他们对此表示不太高兴，你可不要感到惊讶，”
全球著名的教育研究者和游戏倡导者肯·罗宾逊爵士指出，“如果我们开始把学生当作人，把学校当作孕育想象力和创造力的中心，那么就会得到完全不同的结果。”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玩耍在英国被认为是童年和学校教育的基础。
1926年，英国政治家大卫·劳埃德·乔治宣称：“玩耍的权利是孩子对社会提出的第一个要求。
玩耍是大自然对生命的训练。
任何社会若侵犯这项权利，都会对其公民的思想和身体造成持久伤害。”
1967年，普罗登委员会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教育报告指出：“玩耍是儿童早期学习的主要手段。
这是孩子们调和他们的内在生活和外在现实的方式。
在玩耍中，孩子们逐渐形成因果关系的概念，即辨别和判断、分析和综合、想象和规划的能力。
孩子们开始全神贯注于他们的玩耍，而让玩耍达到令人满意结果的满足感，养成了他们集中注意力的习惯，这种习惯可以转移到其他学习中去。”
《剑桥小学评论》（CambridgePrimaryReview，40年来英国最大规模的小学教育调研）2009年的报告例举了以玩耍为基础的早期教育的优势。
然而，在GERM的渗透下，学校“优胜劣汰”
竞争的加剧、教学标准化、基于标准化测验的惩罚性问责制和公共教育私有化，不仅席卷了美国，而且也在中东、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英国及其前殖民地澳大利亚蔓延。
由于国家越来越强调基础知识和技能，在澳大利亚的许多学校里，艺术、音乐、戏剧和其他重要的基础教育被大幅削减。
纵观澳大利亚的所有学校，玩耍正被排除在儿童教育之外，越发严格的学术要求被施加在越来越小的孩子身上。
这项政策被称为“国家评估计划”
（NAPLAN，NatioProgramLiteralandNumeracy），目标是提高儿童在澳大利亚国家高利害测试中的分数。
这是一项标准化测验制度，每年耗资1亿澳元（7500万美元），用于评估三、五、七和九年级所有学生的阅读、写作、语言习惯（拼写、语法和标点符号）和计算能力。
自2008年推出NAPLAN以来，一轮接一轮的高耗时测验稳步进行，但是人们不愿看到的情况还是发生了—计算和读写的分数已经趋于平缓或下降。
最近，包括新南威尔士州在内的多州教育领导人，要求对NAPLAN进行彻底审查，并重新考虑是否应继续实施，因为它给儿童和学校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后果。
墨尔本大学研究人员于2012年进行的一项研究显示，90%的澳大利亚教师报告说，孩子们在一系列高利害标准化NAPLAN测验中出现了与压力有关的哭闹、呕吐和失眠。
这项研究引起了人们对NAPLAN“意外副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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