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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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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特别是8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的作家们一提到“文明”
和“野蛮”
的话题，便会眼睛放光、笔底顺畅起来，那倾向，大抵是说野蛮要比文明好，更美也更有刺激性。
莫言的《红高粱》曾使我们在这方面大开眼界。
遗憾的是他还只是站在山东高密东北乡的土埂上自吹自擂，而并没有把擂台摆到美国去的奢望。
张贤亮却在这里给我们提供了一幅西洋景（或“国际舞台”
）。
他让“野蛮的”
（或自以为野蛮的）章永璘与浸透了西方文明的台湾女导游在同一张**较量，互相扒下了“胎膜”
。
“我们都同时用原始的力量恢复到原始状态。
我们都闻到了洞穴和森林中潮湿的气味。
我们一起体验到野蛮人的快乐。
从文明到野蛮和从野蛮到文明同样艰难。
但我们竟一步就跨过了一万年。”
（第92页）“我想我们两人大概是一人这时要从文明走向野蛮一人这时要从野蛮走向文明恰好在某一点上碰撞上了。”
（第93页）显然，在这场文明和野蛮的较量中，代表“野蛮”
的章永璘是绝对的胜利者，是控制局面的一方，因为整个**都是向原始状态的复归，是向章永璘的“老家”
的回归。
野蛮在自己的“家门口”
打败了文明。
所以章永璘故作天真地说“这一撞把我撞懵在文明和野蛮的交叉口。
我不知道是应该向文明走还是应该向野蛮走”
（第93页），实在是言不由衷。
他实际上根本没有在文明面前自惭形秽的感觉，而只有对自身野蛮的得意。
甚至当他此时联想到当年野蛮地遭到“枪毙”
的全过程（第94—104页）时，他仍然骄傲地想“我已经被改造成一个受苦的人而现在却叫我去享受我便会比受苦还难受”
（第1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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