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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还给我订了个教育计划：5岁上小学，10岁上中学，16岁上大学，20岁去美国留学，24岁拿个博士回来。
妈妈认真地对我讲过多次，还说，只要我做到了，弟弟也能做到。
然而我生不逢时——“九一八”
事变后生于北京，“七七”
事变时我不满6岁，刚在师大附小念完一年级，正放暑假，就听到卢沟桥隆隆的炮声。
晚上，爸爸到小床边亲吻我和弟弟，说声“乖，听妈妈的话！”
就提着一只小皮箱匆匆走出四合院，跟随他任教的学校连夜撤退到江南去了。
月底，日本兵进了城。
秋后小学复课，校门口挂着日本的膏药旗，强迫我们进出校门都得给它鞠躬。
不久又来了日本教员，规定我们一律学日语，不准说自己是中国人。
我妈妈是另一所小学的校长，那边的情形也差不多。
她毅然辞职，不给敌伪做事，叫我也退学，流着眼泪说，“不当亡国奴！
就在家，妈教你。”
妈妈这年29岁，冬天，带着两个幼儿逃到天津英租界，搭乘招商局的轮船，经青岛、上海、厦门、汕头来到香港，举目无亲，生活极其艰苦。
她白天外出打工，晚上回到棚户区（贫民窟）低矮潮湿的陋屋，洗衣做饭，还坚持教我读书。
此后数年，辗转逃难，流离失所，我也频频辍学。
就在躲警报（日寇飞机到处轰炸）的山洞里、田坎上，妈妈依然教我读书。
生活稍微安定一点，她就让我插班、跳班上学，并不放弃她的教育计划。
我还真争气，10岁考上了湖南省立第二中学。
当时我家住在农村，学校也是从长沙搬迁到耒阳县城的，我只能住校。
抗日战争期间，学生伙食很差，一天两顿掺白薯的糙米饭，菜永远是一大碗干辣椒炒粗盐粒儿，吃得我常流鼻血。
我是班里年龄最小的，体质弱，生活能力差，睡上铺，夜里滚下来，左臂骨折。
妈妈为此再次辞掉工作，到县城里租住一间民房，自己洗衣做饭，照料我的生活，兼任家庭教师，要我坚持上学。
一天，爸爸进城办事，见我瘦得皮包骨，用绷带挎着胳膊去上学，终于急了，问妈妈，“这孩子为什么叫大年？”
妈妈哭了。
原来我有个哥哥是生病夭折的，父母希望我能长大成人，才起了这个名字。
这次是爸爸做出决定，让我休学一年，回到农村养伤，让我放心大胆地玩儿。
他还说，“等到12岁再上中学有什么不好？总比把他累成个病秧子好吧！”
于是，我跟农村的孩子们一同上山捡柴，采蘑菇，学会了爬树。
在池塘里刚学会“狗刨”
就敢下河游泳，常在河边摸鱼虾，每次拿回家，都是爸爸亲自动手烹调，不嫌小，不嫌少，哪怕裹上面才炸出一小盘呢，也端上饭桌，全家人品尝、夸奖，真好吃啊！
这一年我可没白玩儿，不但身体健壮，皮肤晒得黑红，还蹿高了半头，回到学校，会爬树的角色，再睡上铺也就不在话下了。
1944年，我们全家参加了百万难民的“湘桂大撤退”
，从湖南徒步走上云贵高原，吃过草根树皮，住过山洞窑坑，见过饿殍当道，哀鸿遍野……如果没有一个好身体，是很难活过来的。
应该感谢父亲在我11岁时的“减压”
措施。
而且永远怀念我那无忧无虑的11岁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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