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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谕自述为难之处道：
“必欲一旦痛切降旨，将旧法尽变，而尽黜此辈昏庸之人，则朕之权力实有未足。
果使如此，则朕位且不能保，何况其他！”
光绪皇帝要杨锐与诸同志妥速筹商，找出“良策”
，既能罢免守旧大臣，选用新进，变法图殄，而又能不触犯太后，“有拂圣意”
，他表示：“十分焦急翘盼之至！”
康有为在八月初二才接到由林旭（1875—1898，福建闽侯人，字暾谷，举人出身。
1895年反对割让辽东和台湾，上书请拒议和，旋任内阁中书，1898年3月倡立闽学会，与粤蜀浙陕各学相呼应，推动维新运动，9月5日授四品卿衔军机章京，与杨锐同事，光绪的上谕多出其手笔，一说密诏由杨转交给他，一说系由他亲接转交康）传出的皇帝密诏后，想到要保护变法，就要保护皇帝，要保护皇帝就要靠军队。
他先找王照去动员他的把兄弟聂士成（安徽合肥人，字功亭，淮军将领，时任直隶提督、其所部三十营属荣禄“武卫军”
，称武卫前军，八国联军入侵，他在天津保卫战时阵亡）勤王，但王照以不认为慈禧有废掉皇帝之心为由拒绝了。
“康有为觉得，此外非袁世凯莫属”
。
梁启超在《谭嗣同传》中也说：
二十九日，皇上召见杨锐，遂赐衣带诏，有“朕位几不保，命康与四卿及同志速设法筹救”
之语，君（指谭）与康先生捧诏恸哭，而皇上手无寸柄，无所为计。
时诸将之中，惟袁世凯力主变法，君密奏请皇上结以恩遇，冀缓急或可救助。
谭嗣同“密奏皇上”
请袁世凯救驾，是康有为的主意。
康先是替徐致靖草折，要求皇帝召见袁世凯，加官奖励，处于孤立状态的光绪皇帝也觉得是个办法，便于八月初一召见袁，《诡谋直纪》的作者毕永年写道：“当晚8点，康有为、梁启超正在用晚餐，忽然传来上谕，袁世凯以侍郎候补。
康有为高兴得拍桌大叫说：‘天子真圣明！
’”
这个类似小说细节，把康的得意扬扬相刻画得入木三分，如此刻画之语，颇有轻贱之嫌，暂且不论。
次日，梁在“谭传”
中记述：八月“初三日夕（西历9月18日黄昏），君径造袁所寓之法华寺”
。
这座法华寺是著名的古刹法华禅林，是明朝正统年间的太间刘通“舍宅创建”
的，位于紫禁城东华门二里许王府井大街豹房巷（即今东城区王府井报房胡同多福巷44号）。
清代时，前来京城汇报工作的各地官员们没有宾馆可居，不像现在有驻京办事处可栖，所以，只好借寺相作起居室。
加上法华寺离皇宫近，如相距这里不远的贤良寺也曾是李鸿章经常下榻的地方，1901年，他和庆亲王奕勖（1836—1918，爱新觉罗氏，乾隆帝第十七子永磷之孙，时任总理各国事务大臣）与八国联军交涉并签订《辛丑条约》便在那寺里。
而在袁世凯下榻的法华寺，有着更早的“光荣”
的历史：成丰皇帝被英法联军打得拉着慈安、慈禧等逃往热河“避暑”
去时，留守的中央首要恭亲王奕诉等就在这里安营扎寨，重修了“为东城诸刹之冠”
的法华寺，1860年，全权议和大臣奕{斤与英、法、俄在这里签订了《北京条约》。
与外国侵略者屈辱的谈判与签约，都是在不食人间烟火的佛庙里展开的，真不是滋味，尤其是谭嗣同奉康有为之命前来这里运动袁世凯，也可谓正应验了佛家的“劫灰”
之说。
那么，即将开展的国内高端政要，又是如何“密谈”
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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