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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天国革命，相当于法国革命，它们都是要摧毁不公正的腐败的社会秩序。
但是，一场革命之后，国家的统治权一度从满清贵族转到了汉官手里。
而且，捣毁旧社会秩序的震动，无形中“会带来习惯势力如人们心目中的常规和旧俗的崩溃”
。
作为后起的新贵袁世凯，却无缘于国家精英知识分子的荟萃之地——翰林院；翰林院，是明清以来选取科举进士的“储才”
之地，清一代的大臣多从此出身，停止科举，则意味读书人做官的绝望、翰林院的歇业，但凡编修、检讨、庶吉士，改从外国留学毕业及本国京师大学堂选授。
因此，敢于领头废除科举制度的，却是袁世凯。
袁并不是不爱读书，而是第一次科举就名落孙山，以至于不再把科举当一回事，甚而讨厌科举。
但他爱好文学，据说他落榜秀才后，曾在乡里组织过群众文学社团。
他想花钱买官结果钱被人骗走，辜鸿铭对他很鄙夷，说他在混日子中，“一直混到身无分文，完全破产为止。
他的朋友们乐于打发这个年轻的无赖”
，最终得幸李鸿章的保荐，成为“天津李鸿章腐败的寡头政治集团中最年轻的成员”
。
袁不认科举出权力，只认枪杆子出权力，这也是他要废弃科举的原因。
而张之洞不同，他是一个用心读书、矢志科举，得幸大学士宝錾推荐，让慈禧太后刮目相看而成为“探花”
的人，他“循例授翰林院编修，由此成为西太后的‘得意门生’”
。
他主张废弃科举，不在厌恶科举，而在于“改革必须首先从教育入手”
。
然而，对废除科举，假如贾宝玉生在他们这个时代，或许也会投一张赞成票。
但作为《儒林外史》中的范进，身为没有任何背景的乡村穷小子，他也许宁愿再疯他一把，因为，出现在隋唐年间的科举，正像余秋雨在《十万进士》上所说：
我想，科举制度的最大优点是从根本上打破了豪门世族对政治权力的垄断，使国家行政机构的组成向着尽可能大的社会面开放，科举制度表现出这样一种热忱：凡是这片国土上的人才，都有可能被举拔上来，即便再老再迟，只要能赶上考试就始终为你保留机会。
这种热忱在具体实施中当然大打折扣，但它毕竟在中华大地上点燃了一种快速蔓延的希望之火，使无数真正和自认的人才陡然振奋，接受竞争和挑选。
国家行政机构与广大民众产生了一种空前的亲和关系，它对社会智能的吸纳力也大大提高了。
在历代的科举考试中，来自各地的贫寒之士占据了很大的数量，也包括不少当时社会地位很低的市井之子——曹操，新当政时，急需管理人才，下令在全国招贤，一个年轻的差役，像更夫一样，满街敲锣，敲一下喊一声：“招贤哆！
哐！
招贤哆！
哐！”
曹操的时代还没科举，但几下锣声概括了千年科举的默默呼喊。
这个“千年科举的默默呼喊”
，是来到了，但最终是个不尽如人意的科举，它让中国人才跟不上政治变革的时代，导致了一个个懦弱的犹如孔乙己的形象，迂腐又不能与时俱进，但没了科举，对谁都好像是致命的呼喊与哀号，只是目前还感觉不到是站在危墙之下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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