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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之智力，受政治之束缚，而呻吟憔悴无以自拔者，相沿迄今，二千余载，一旦欲唤起其潜伏之本能，而使之发扬蹈厉，夫岂易事？惟有抉择适当之方法，奋其全力，竭其热忱，始终不懈，庶几能挽回于万一耳。
比较有影响力的教会报刊有如下几家：
第一家报纸是《天下新闻》，创刊1828年（道光八年）；
第二家刊物是《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创刊1833年（道光十三年）；
第三家报纸是《遐尔珍贵》，创刊1853年（咸丰三年）；
第四家是半月刊的《中外新报》，创刊1854年（咸丰四年）；
第五家是《六合丛谈》，创刊1856年（咸丰七年）；
第六家是《香港新闻》，创刊1861年（咸丰十一年）；
第七家是《中外杂志》，创刊1862年（同治元年），地址上海；
第八家是《中外新闻七日录》，于同治四年（1865）创刊于广州；
第九家报纸是《中国教会新报》，1868年9月5日创刊于上海，出至第301期时，即前面讲到的易名为大名鼎鼎的（《万国公报》；
第十家是1872年8月创办在天子脚下北京的《中西见闻录》；
传教士来华的使命，原本是推广基督教，实现在中国基督教化，但出版发行的报刊，大多兼载非宗教性的内容，其在政治上的鼓动性日益猛烈。
如美国传教士、《万国公报》的主编林乐知（1836—1907，曾在1901年将他在上海开设的中西书院、苏州开设的博习书院和中西书院合并改组为东吴大学。
他首次系统提出将基督教义与儒家旧礼教旧思想相结合的理论，以迎合上层人士的心理。
译著有《中东战纪本末》、《文学兴国策》、《中西关系略论》等）在该报通常发表有关欧美国家的政治制度的进步与优越性。
如在《万国公报》（1975年第340期）刊发的《译民主国与各国章程及公议堂解》一文中，论述了天赋人权及其民主政体中的作用，宣传西方“各国所行诸大端，其中最关紧要而为不拔之基者”
，则是“治权属之于民，仍必出之于民”
，介绍了三权分立及议会制度：
这篇政治文章公开发于1875年6月12日。
1875年正是同治帝死，光绪帝即位，慈禧太后再度垂帘听政，发生旱灾，日本占领我冲绳岛，李鸿章之邀请美国前总统来调无果的这一年。
在这一年，像如此宣传民权、三权分立、议院、民间公举等名词的文字前所未有，对中国帝制的动摇，乃至崩溃，起到了开民智、开官智的先声，其意义实在不可低估。
为什么不可低估？
因为对于长期处于帝制思想禁锢的人来说，那些新鲜的名词是革命的名词，如同“在一漆黑的暗室中，开启了一扇又一扇窗户，眼前展现出一个崭新的世界，并在强烈的对比中看到西方民主政治体制优越于中国的专制政治体制，终于突破了旧思想的樊篱，萌生出变革中国政治制度的要求”
。
本来，传教士是来中国传播基督教文化的，他们办报的目的也原本是宣传宗教的一种手段，但自太平天国失败后，他们突然发现“实现中国基督教文化，这一目的没有也不可能实现”
，转而宣传西学政治，以至于使中国人，尤其是使康有为、梁启超、张謇、孙中山、黄兴、宋教仁、孙武、蒋翊武、张振武、熊秉坤、黎元洪、李鸿章、张之洞、袁世凯、慈禧太后、光绪帝、奕勖、载津、隆裕太后……等等人士，相继地、不同程度地、不同视野地、不同感觉、不同心态地受到了直接的或间接而又深刻的影响。
正是这种影响，催生了改良派，及至出现立宪派与革命派的博弈较量；君主立宪在那时节，“如万顷洪涛，奔流倒注，一发而莫之或遏”
之势，就连原先对改良立宪的守旧人物也乐观其成，以为这是救亡图存，富国强兵；革命在那时节，却犹如孙中山在连续起义失败后所说：以前，“举国舆论莫不目予辈为乱臣贼子、大逆不道，诅咒谩骂之声，不绝于耳”
；到了1911年广州起义再度失败后，“则鲜闻一般人之恶声相加，而有识之士，且多为吾人扼腕叹息，恨其事之不成矣。
前后相较，差若天渊”
。
辛亥“革命风潮，一日千丈”
。
走美国三权分立总统制的胜算。
西方传教报刊的舆论威力，最终带来中国报界雨后春笋，在这里有个作者在报端发表了浓厚革命性的文字。
他就是邹容。
1903年发表在《苏报》的《革命军》，作者已为读者所熟悉的了。
《革命军》慷慨激昂，当帝制尚存一息时，他仿佛一位披发跣足、撕碎袍服、袒胸露腹的殉道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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