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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写了一本笔记体的《闻尘偶记》，对中日战争前后的京城状况、官吏腐败、科场得失、帝后党争等，都记述很详。
他经常在松筠庵广集新人士，将《闻尘偶记》印成手抄本人手一册。
1898年7月，杨崇伊亲到颐和园向太后递上密折，并请她“即日训政”
。
密折不但得到荣禄的首肯，也有李鸿章的意愿——欲报文在甲午之时严参他的一箭之仇，李授意杨崇伊劾他“交通内监（和外部勾结的危险分子）”
，希望杨崇伊能将他和维新派一起扳倒，好扬眉吐气。
故杨崇伊奏章称：
文廷式“创立大同学会，外奉广东叛民孙文为主，内奉康有为为主”
：
昔康有为偕其弟康广仁（1867—1898，名溥，字广仁，号幼博，又号大中，曾在浙江任小吏，后弃官，到澳门办《新知报》，后又在上海发起不缠足会、办大同译书局、办女学堂，认为“学校不兴，必致穷其民而败其国”
，力主废八股制度，1898年参与新政，协助康有为拟新政奏稿，不道余力）及梁启超来京讲学（指1896年春科举会试期间），“以煽动天下之士心”
；近“两月以来，变更成法，斥逐老臣，借口言路之开以位置党羽”
；奏章特别提醒慈禧，“风闻东洋故相伊藤博文即日到京，将专政柄”
，“伊藤果用，则祖宗所传之天下，不啻拱手让人”
。
奏章请求太后“即日训政”
，“召见大臣”
，“分别严办”
。
杨崇伊的奏章迎合了慈禧太后的传统政治心理。
而且，在他之前，怀塔布福晋受丈夫之命，已向慈禧诉苦（她因是太后一族的，经常出入颐和园，太后也喜欢和她时常一起游玩、解闷儿）：“太后呀，皇帝现要尽除我们满人啊！”
太后问明白是怎么一回事后，也只是叹了叹气。
不料，杨崇伊的奏章像报告文学一样，真切、紧迫，而且“很有煽动性”
，也令慈禧对日本人前首相伊藤博文产生了“疑惧感”
。
她当然知道伊藤博文已经在光绪二十四年七月二十三日（9月8日）来华，先后会见了康有为、张荫桓（1837—1900，字樵野，拿钱买到知县，近四十岁官至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从1885年起，出使美国、西班牙、秘鲁，交涉华工被害各案事宜，戊戌变法期间，受命管理京师矿务、铁路总局。
他精通外语，光绪接见伊藤时，他陪同翻译）等人，并定于七月二十四日觐见光绪皇帝。
在接见伊藤的头一天，光绪帝到颐和园请安，同时把康有为建议在懋勤殿，选拔英才，延聘洋顾问，扩张议政人员范围等打算向太后汇报，据史学家杨天石在《晚清史事》说：
“慈禧不悦，怒形于色。
吓得光绪一句也不敢说”
，“这次请安中，慈禧太后特别批评光绪皇帝对怀塔布等人处罚过重，乱了家法”
。
第二天，光绪皇帝即召见杨锐（1857—1898，四川绵竹人，字叔峤，又字纯叔，举人出身，张之洞门生。
初任内阁中书，入走章京，积极参与新政，政变后，张之洞营救不及，为“六君子”
之一），交给他一道密谕，内称：
“近来朕仰窥皇太后圣意，不愿将法尽变，并不欲将此辈荒谬昏庸之大臣罢黜，而用通达英勇之人令其议政，以为恐失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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